他是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杰出领导者。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始终忠诚地履行使命，多次圆满完成党交付的艰巨任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他屡次为党获取关键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位经受了严峻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潘汉年。
潘汉年，生于1906年2月，逝于1977年4月14日。
提及潘汉年，便不得不谈到那著名的“潘汉年事件”。
1955年，潘汉年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直至1982年方获平反昭雪。这起持续27年的冤案得以解决，与我国党和军队隐蔽战线上另一位杰出领导者李克农上将的深厚渊源密不可分。
在《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开诚撰写的《潘汉年案》一文，为我们详细解读了这段历史。
开国上将李克农
1955年4月，李克农得知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副市长潘汉年因“反革命”罪名遭到逮捕。其具体指控是在抗战时期，潘汉年在执行情报任务时，曾与汉奸汪精卫有所勾结，沦为“内奸”。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令李克农耳畔嗡嗡作响，头脑眩晕。他难以置信，那位与自己并肩作战、历经革命烽火洗礼数十年的战友潘汉年，竟会是所谓的“内奸”。
李克农回想起潘汉年往昔屡次为民众立下赫赫战功，无论如何，他无疑是值得深信不疑的。
在解放战争晚期，潘汉年承担了协助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沈雁冰等三百余位民主人士秘密撤离香港，并安全抵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任务。仅凭这一行动，若他真是“内奸”，又怎会如此行事？当时香港充斥着国民党特务，港英政府的警戒措施严密，潘汉年若稍有泄露，民主人士的安全便将受到威胁。
在建国之初，陈毅（居中）与潘汉年（右方）、盛丕华（左方）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潘汉年给李克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他依旧对革命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而在解放后，他对革命取得的胜利洋溢着由衷的喜悦。这样的人，难道会是“叛徒”吗？
1949年五月之初，李克农居于北平的弓弦胡同，潘汉年特地前来看望。他身着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李克农见到老战友，同样喜形于色：“小开，你一袭中山装打扮，竟让我一时之间难以辨认。”
“小开”曾是解放前江浙地区的俗称，意指年轻的商人或富家子弟。在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拥有众多别名与代号，其中“小开”便是其中之一。同志们、朋友们，乃至毛泽东同志，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小开”。
潘汉年欣喜地宣布，“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从此再无需担忧背后有人暗中监视，或是阴谋算计。”
两人相握，欢声笑语。紧接着，他们宛如孩童般一口气奔向客厅，尚未落座，李克农便吩咐秘书取来相机，打算拍下合影。他笑着说道，“且不急于坐下，咱们这些人历经磨难，竟然能在皇帝居住的北平重逢，不妨留下这珍贵的瞬间作为纪念。”
这张珍贵的合影至今仍在我身边，回忆起他们初次相遇时那份喜悦，仿佛就在眼前。这样的人怎能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不仅聆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同志被捕事件的通报，更接到了中央领导的具体指示，要求他负责对情报部档案中与潘汉年同志有关的历史资料进行审查，以供中央专案组深入分析案件。
李克农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对潘案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他亲自在情报部内部挑选了几位精干人员，组成了一个专案小组，全面审查了自1939年3月至1948年8月期间，潘汉年与中社部、中情部之间的所有来往电报及相关记录文件，并与潘汉年的案件情况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潘案的发生并非无因。1943年，潘汉年在李士群“特工总部主任”的劝说之下，未经请示擅自会见了首恶汉奸汪精卫，此行为构成严重的政治失误。潘汉年与汪精卫的私密会面，既未能在事前及时向上级汇报，亦未在事后及时向中央进行通报。尽管存在诸多客观因素和特殊环境，这样的做法依旧显得不妥。
潘汉年未经请示擅自会见汪精卫，事后深感事态严重，担心此举引发中央的误解，心中诸多疑虑，因此未能及时上报。种种因素交织，导致这一延误拖延了长达十几年。由此，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便应运而生。
潘汉年返抵淮南根据地后，对南京之行的细节并未向饶漱石、陈毅等领导人员作全面说明，这在组织纪律上存在过失。若潘汉年因顾虑饶漱石可能利用细节进行打击而选择沉默，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电报将情况上报延安中央。潘汉年也担心电报无法充分传达信息，因而推迟了汇报。然而，若如实汇报，最多不过是检讨自己未事先请示的错误，信息又岂有难以表达之理？此外，及时将汪、潘之间的对话内容详细上报中央，对中央了解情况同样大有裨益。
潘意欲寻求时机，亲自向中央领导阐述具体情况，可自1945年春抵达延安并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会面后，为何迟迟未提出？或许是犹豫未决，存在隐瞒的意图或误解。对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一事，如此分析是否过于严苛？然而，作为一名我党的高级情报工作者，如此严格的要求是必要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对潘汉年提出何种要求，而在于深刻洞察潘汉年问题本身的实质。
据情报部搜集的大量资料分析，潘汉年在秘密战线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解放初期上海（自左至右依次为）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的合影。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确实与敌方及伪政权下的特务系统有过交往。例如，1939年他自延安抵达上海，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情报，并动用了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物。然而，这些接触均严格遵循了中共中央和中情部（当时称为中社部）的指导方针。这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和中情部（中社部）多次发出指令，要求深入敌伪组织内部，并利用叛徒和特务进行情报活动。
李克农审视的材料揭示，潘当时已将相关接触情况如实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同志。
关于潘汉年与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有所接触的议题，实为潘汉年离任延安之际，中央社会部相关领导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决策。该决定随后亦经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同志的特别审批，并得到了正式许可。
在大革命的烽火年代，李士群曾投身于共产党的怀抱。然而，1932年，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最终背叛，投身于中统特务的行列，不久后，他又转而投靠了日本侵略者。1939年，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正式成立，汉奸丁默邨担任总部主任，李士群则担任其助手。随后，李士群成功排挤了丁默邨，自任总部主任，全面掌控了汪伪特工的势力。他的背后，是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梅机关”的负责人影佐祯昭。尽管已经沦为汉奸，李士群并未与国民党的中统彻底断绝联系，同时，他还在积极寻求与中共的联系，为自己留下一线生机。
李士群、丁默邨
1939年秋季，李士群经人引荐，向驻上海之中共地下组织表明其意向，愿与中共展开一定程度的联络，并表示有意向中共提供相关情报。
情报部门对汉奸特工首领李士群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得出结论，认为他有可能被转化为我方力量，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总体利益作出贡献。
鉴于李士群在敌方及伪组织中的显赫地位，中情部就此问题特向党中央请示。随后，潘汉年借助我华南情报局的情报工作人员，成功与李士群建立了联系。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租界地区已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局势变得极其严峻。为此，潘汉年于1942年2月亲自会见了李士群，旨在进一步开展对李士群的工作。此后，两人亦曾再次会面。
潘汉年与李士群早年便有所相识，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曾在上海的中共保卫部门并肩共事。
李克农审视的材料进一步揭示，潘汉年曾就其与李士群的交往事宜，向中情部和党中央做了详尽的正式汇报。
有人指出，自上海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便开始了法西斯式的统治，无情打压所有反抗日本的势力。对于共产党人，更是施以残酷的打击。众多进步分子因此被捕，而潘汉年，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其身份虽已暴露，却奇迹般地得以保全。这不禁让人怀疑，他与敌伪之间是否有所勾结。
李克农对于此类形而上学的推理论调，深感厌恶。此类逻辑并非基于具体情形进行细致分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尽管上海沦为日军的占领地，但仍有部分区域属于英、美、法等国的租界，保持相对独立，日军难以直接掌控。众多情报人员便纷纷以这些“孤岛”为据点，展开行动。自1939年秋季起，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潘汉年频繁往返于上海（有时甚至抵达香港），在此期间，他负责组织并指挥华南敌后情报工作。得益于租界区“孤岛”的有利环境，加之他本人的机智过人，因此得以幸免于难，未曾被捕。
李克农手中握有潘汉年在抗日战争时期，身处上海与香港之际，所传递的诸多关键情报。这些情报直击敌方核心机密，为我国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1940年至1941年间，潘汉年向延安中社部传递了重要情报，其中揭示了日本试图寻求与国民党展开和平谈判的企图，并实施了诱降策略。此外，他还陆续上报了日本、英国、美国的高级官员及外交使节洽谈和平方案的动向，揭露了“日美妥协，牺牲中国，引发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
再如，1941年6月13日，香港的潘汉年系统向延安发送了报告：“苏德战争迫在眉睫”（延安于6月20日接收），这一消息确认了6月22日战争爆发前，中社部自中共党员阎宝航处获取的情报——德军计划于6月21日对苏联发起进攻。阎宝航的情报促使苏联红军在德军实际进攻之前便做好了战备。
随着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展开，潘汉年依然不懈地向中情部迅速通报有关日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以及日本意图先行南进的战略企图。
1943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情报部提交报告称，德军在围攻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遭遇挫败，败局已定；而日军亦陷入被动，仅能防御苏军的攻势。这份情报成功缓解了苏联对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忧虑。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潘汉年及时披露了大量有关日伪特务和伪军的情报，为华中根据地对日、伪军的清剿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潘汉年向延安情报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蒋军部署及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众多关键情报，为战争的胜利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
李克农对这些关键电报了如指掌。中情部依据不同时期的局势和中共中央的指导，向潘汉年下达情报任务，潘汉年始终全力以赴，将成果提供给中共中央作为决策依据，也因此多次获得中共中央的赞誉。如此忠诚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内奸”呢？
潘汉年
李克农深以为然，对毛泽东于1944年6月8日批阅的《关于审查情报工作人员问题的指示》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应充分运用该文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结合眼前所掌握的丰富材料，对潘汉年案件进行详尽的对照与分析。
该文件明确指出，情报工作与情报人员的职责在于逼近敌方并渗透其内部运作。由此，他们的社会交往、工作环境以及结识的人物结构必然复杂。在当前审查过程中，这些因素不应成为怀疑的依据，更不应成为指控罪行的根据。
该文件明确指出，对情报干部的审查主要途径包括：从其工作表现中验证其忠诚度，评估其工作是否有助于党的事业，是否对敌对势力构成不利，以及其情报报告中是否准确披露了敌人的机密信息等。
潘汉年同志在情报领域辛勤耕耘，成绩斐然，充分彰显了他对党的赤胆忠诚。他搜集并上报了大量关于日伪以及国民党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对于我国的抗日战争、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以及解放战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无疑是“有利于党、不利于敌”的生动体现。
面对这些情况，又怎能断言潘汉年是“内奸”呢？
李克农深知，逮捕并审查潘汉年的决定出自毛泽东之口，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负责执行，此事非同寻常。
显然，在1955年4月2日，毛泽东听闻陈毅汇报了潘汉年前一天所安排的与汪精卫会面事宜后，情绪颇显激动。
大约在1944年，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基于敌占区流传的一些消息，向延安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指控潘汉年在敌后工作期间存在“违反纪律”的行为。此外，报告还指出潘汉年在根据地犯有“自由主义”和“小广播”的错误，意图对潘汉年进行整治。
毛泽东在审视饶漱石的控告文件时，深表怀疑。1945年2月，在与潘汉年会面之际，他依旧对其抱以信任。当月23日，毛泽东更是亲自批发了中央致华中局的一份电文，其中明确声明：“有关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构宣称潘汉年曾赴南京与日军谈判并会见过汪精卫等人的说法，纯属无端诽谤。”
截至目前（1955年），潘汉年已坦白承认，此事确有其事。毛泽东质疑道：“潘汉年，你隐瞒了这样一件重大事件，是否还有其他类似事件也未被我发现？”
“高、饶事件”也在不久前发生，1955年3月，中共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清算了高岗、饶漱石1953年企图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而高岗的阴谋活动曾得到苏联的支持，苏联企图插手中共和中国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很恼火，加深了“阶级斗争观念”，认为党内有的高级干部也不可信。党内的政治气氛比较紧张。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思想态势中，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政治失误给予了高度关注，缺乏宽容，果断下令：“此人此后不可再予信任。”同时，他迅速决策，将潘汉年即刻逮捕，并以反革命嫌疑对其进行审查。
1952年11月，潘汉年（前排居中左侧）抵达上海火车站，热情迎接前来参与“中苏友好月活动”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潘案，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重大冤案，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震惊。众多无辜者因此案遭受牵连，其中不乏被捕者，亦有人在原工作单位遭受审查之苦。
在情报领域，与潘汉年并肩作战者不乏其人，氛围紧张异常。李克农与潘汉年久经共事，二人关系尤为亲密，故而他的处境尤为艰难。
审查潘案的核心争议集中在潘汉年的情报活动上，作为情报部门领导者的李克农，理应具备充分的发言资格。然而，在中央对潘汉年案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并未见到李克农的身影。这背后是否暗示着李克农与潘汉年的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疑虑？抑或是由于潘汉年的案件涉及情报系统，为了避嫌，李克农被排除在外？
李克农对于这些问题不得不深入思考，同时也承受着一定的精神压力。
针对对潘汉年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应如何撰写？鉴于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执着以及对潘汉年个人权益的尊重，李克农毅然决定向中央如实汇报情况。
李克农深思熟虑，鉴于潘案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紧张氛围，他意识到向中央提交的这份报告，既要清晰阐述问题，亦需讲究汇报的措辞与方式。
因此，本报告的开篇部分详细列举了针对潘汉年的七个疑点，指出其历史背景存在诸多疑窦，并建议中央对此进行深入的审查。此种表述旨在明确表达李的观点，即他赞同对潘汉年进行严肃而细致的审查。
所提出的疑问中，部分并不构成核心问题。例如，有人质疑：1944年冬季，晋察冀根据地的通信员前往北平一家指定旅馆与潘汉年会合，旨在协助其通过根据地前往延安，然而多次尝试均未果，期间数月，潘汉年究竟身处何方？
在报告的第二章节中，李克农依据从中情部档案精心整理的、有关潘汉年的丰富资料，清晰列举了五项有力反证，以证实潘汉年并非所谓的“内奸”。
1、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中情部均发布了指令，要求在敌伪组织中展开情报工作，具体操作包括利用叛徒和特务。因此，潘某与敌伪特务系统的交往，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进行的，不应被视为罪行。同时，潘某与敌伪特务系统的所有接触均已向中央如实汇报。
2、“潘在开展针对敌伪情报工作时，确有相关的正式报告予以证明”（此乃指潘与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有过接触之事，不宜将其视为罪行）。
3、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敌方对上海租界的管控相对宽松，存在可利用的缝隙。潘某的身份虽有所显露，但仍具备生存的条件。潘某在上海未曾被捕的事实，反而成为其与敌方特务勾结的有力证据（因此，这一点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
4、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潘向中央提交的关于日本特务、伪军动态，以及日美间的谈判进展和苏德战场的战况等情报，均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一表述充分认可了潘在上海、香港等地为中共情报工作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其“内奸”的污名）。
5、潘汉年所提供的系统重要情报具有极高的价值。
报告完成后，即刻呈送至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并由其转交予中共政治局委员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们。
他们都圈阅了。
李克农给中央写报告后的一两个月里，潘案的阴影仍在中共情报系统的上空游荡，有人甚至暗指中央情报部门的头头都是“内奸”。李克农和情报部的同志们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周恩来不久在部门领导集会上表示：潘汉年的事件已发生，情报系统需关注并安抚广大同志。他还强调：提到与潘汉年的交往，我与他的友谊最为深厚，历史最为悠久，我本人并未感到焦虑，你们又何必过分担忧呢？
周恩来此言，旨在为李克农卸下心头重负，亦是为情报部的同仁们缓解压力。
1955年7月29日，李克农第二次向中共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汉年辩护。报告的方式和第一次报告相似，总的是汇报情报部审查潘案的情况。在提出一些疑点以后，又写道：
“回顾1946年至1949年间的历史，通过分析潘汉年所领导之上海与香港情报组织间的往来电报，以及1949年所缴获的蒋介石特务档案，我们可以得知，该时期内，上述情报组织向中央汇报了蒋介石及其匪帮的军事部署、军队建设、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听活动、蒋美关系以及蒋介石与宋美龄密谋拉拢民主党派人士的最新动向。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资料。”
遗憾的是，李克农所提交的两份报告中包含的反证材料，当时并未得到认可。
1957年的金秋时节，潘汉年的案件审理已然接近尾声，正处于等待最终定性的阶段。
1962年5月30日，毛泽东对公安部关于潘汉年案件的处理报告表示认可，并在批示中指出：潘汉年系潜伏于党内已久的内奸，其犯下的罪行极其严重，按罪责本应处以极刑；然而，鉴于其问题系内部发现，故而予以从宽处理。
潘汉年、董慧夫妇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案件进行公开审理，最终裁定被告人潘汉年应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随即予以假释。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极“左”思想达到了巅峰状态。中央文革小组对处理潘汉年案件的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徐子荣提出了“包庇”潘汉年的指控，并随即下达命令，要求对潘汉年进行重新收监并展开复查。
在“文革”爆发之前，潘汉年即便身处囹圄，亦得以享受特殊关照。“文革”风暴席卷而来，潘汉年在狱中的境遇急转直下，不仅病体孱弱，更屡遭无情审讯，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苦难。
1970年7月，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报告，提议对潘汉年实施永久性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判处其无期徒刑。
1975年五月，潘汉年被送往湖南茶陵县的涞江茶场，彼时他被定性为“特殊犯人”，受到了相应的监管与约束。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在历经二十二载的冤狱磨难之后，身患重病，虚弱至极，于长沙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部分同志对潘汉年案件提出质疑，并强烈呼吁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1981年伊始，中央纪委书记陈云毅然决然地表示全力支持，并郑重承诺：“在我有生之年，我决心要彻底复查潘汉年案件。”陈云坚定地说：“我坚信他并非特务，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党的众多地下组织早已暴露无遗。”
1938年，陈云与潘汉年在延安。
陈云特地向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信，强烈建议对潘案进行重新审查。
胡耀邦批示同意。
1981年三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启动了对该案件的重新审查工作。
中共中央调查部将李克农昔时所撰写的关于潘汉年案件的详尽报告转呈中纪委。报告中所列出的针对潘汉年的五项反证材料，成为推动潘案重新审查与平反的关键线索和核心证据。
经中纪委的复查，原判定潘汉年为“内奸”的结论已被完全推翻。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依据中纪委的复查结论，正式发布《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沉冤长达二十七年的潘汉年同志错案，终获昭雪，名誉得以恢复。
这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李克农在二十七年前的潘汉年案中提供的反证材料，为平反此案提供了关键依据，其贡献不容忽视。
在本次对潘案进行的复查中，中纪委相关负责人细致且深入地审阅了李克农同志的报告，感慨万千地表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李克农同志能够撰写出如此客观公正的报告，实属不易。”
这份报告系李克农在重重险阻中撰写而成，充分彰显了他敢于担当、智慧果敢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