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8.88万常住人口的地级市，市区却只和两个县接壤，去本市其他地方还得“借道”邻市的铁路。这不是地理谜题，而是江西宜春的现实。地图摊开一看，整体像一只螃蟹，市区袁州区被安在“蟹脚”上，夹在新余和萍乡之间。为什么会长成这样？这份“奇葩”格局是怎么一步步拼出来的？它又把宜春的经济和民生带向哪里？
一边是官方口号里的“一盘棋”，一边是群众口中的“县不识市，市不识县”。宜春的东五县市，更愿意把南昌当“近亲”，去省城办事、做生意、看医生，比进市区还顺手；而市区袁州区与大多数县区“不挨着”，对内部协调像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有人说，这是地图的笑话；也有人说，这是历史的惯性。那这出戏的第一幕，从哪里揭开？别急，先把镜头拉回两千多年前。
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宜春成县，属豫章郡。因地有温泉，又有武功山守着，四季宜人，便叫“宜春”。那时的宜春，偏居江西西陲，和长沙来往频繁，深受湖湘文化影响，这是它的性格底色。东吴时，豫章郡拆成几块，只剩赣西北这头，宜春仍归其下。这是第一层。
隋代再翻一页，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在宜春设袁州；到炀帝时，袁州改名宜春郡，下辖萍乡、新喻两县，夹在豫章、庐陵之间。唐初又复为袁州，州治未动。这是第二层。
五代十国，袁州北侧析出万载县，北宋初归袁州管理，袁州的边界首次外扩，和东边的筠州、临江军挨上了。这是第三层。
元代，袁州升为袁州路，属江西行省，萍乡县升级为州仍隶袁州路。明朝再一变，袁州路改袁州府，萍乡恢复为县，与瑞州府、临江府、南昌府接壤。民国初，袁州府被裁，保留附郭宜春县，直隶江西省。这是第四层。历史像剥洋葱，层层递进，格局在慢慢东移，宜春的“触角”伸得更长，影响范围一度直指鄱阳湖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故事进入快进模式。宜春县境内组建袁州专区，辖宜春、萍乡、分宜、新喻、万载、上高、宜丰、铜鼓8县，看似稳住了盘面。1952年，袁州专区并入东边的南昌专区，新淦划入吉安专区；版图的棋子又挪了一步。1958年，南昌、新建两县并入南昌市，同年南昌专区“搬家”到宜春县境内，更名宜春专区，一下子辖了14个县，宜春的手伸得更东，事实上与鄱阳湖方向的地带有了更多关联。似乎一切走向整合。
紧接着，1960年新余撤县设市，成为省辖市；萍乡改为县级市仍由宜春专区带着，宜春专区名下变成1市13县。1961年，原属南昌市的南昌、新建两县划入宜春专区；1963年，新余市撤销，复为新余县，仍归宜春专区。此起彼伏，看上去都在一张桌上吃饭。
然而，平静只是表面。1968年，进贤县划给抚州专区，宜春专区则成了1市15县的庞然大物。1970年，萍乡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从宜春专区剥离，同年宜春专区改名宜春地区。1979年，从宜春县城区析出，设宜春县级市，与宜春县并存。名义上，层级更清晰，实操上，市、县、地区不断拆分组合，现实联通却开始打折。
这时，地图上那个“螃蟹”的形状慢慢成型。袁州区（当时还是宜春县级市）偏居西侧一角，和新余、萍乡贴得更近，和自家大多数县不是“一家门口”的关系。等到交通网络要发挥作用，最核心的沪昆铁路在区域内的对接，却要借新余的道。于是，流传出“县不识市，市不识县”的无奈。支持者会说，行政边界不是墙，只要路通网通，协同照样能做；反对者却指出，跨市借道和跨部门协调的成本，不会因地图好看而消失。表面上看，宜春越管越多，内部越发齐整；可在实际出行、产业配套、公共服务均衡上，暗流已起。
真正的逆转来了。2000年8月，宜春地区撤销，改建为地级宜春市。为避免市名与县级市同名，原宜春县级市改为袁州区。延续两千二百多年的“宜春县”从此成为历史，融入了新的宜春市。很多人以为，这一步能把“市县同名”的困局一扫而光，谁知尴尬并未根除——袁州区的位置没有挪，仍旧在“蟹脚”上，只与万载、上高相连，和其他县市“各居一隅”。前文埋下的伏笔此刻集体爆发：东五县市与省会南昌的经济、人文联系更紧密；沪昆铁路要联系全市，还得看新余的“脸色”；新余、萍乡一左一右，“卡位”明显。矛盾也在这里拧紧了：行政意义上的“一体”，与空间结构上的“不邻”之间，产生了新的张力。有人惊呼，这是地级市里的“飞地式困境”；也有人强调，这恰恰是区域分工的体现。但无论站哪边，事实摆着：格局被固化，协同需要更高成本。
从账面看，宜春今天不弱。完成改建后，全市辖1个区、6个县，代管3个县级市，总面积1.8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98.88万（2024年末），2024年GDP总量3711.05亿元。数据漂亮，增长扎实，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如果把镜头拉近，会发现新的难题悄悄冒头。
第一，空间割裂仍在。袁州区与多数县市不相邻，跨区域通勤、产业上下游衔接、公共服务布局，都需要绕来绕去。对内要跑新余，对外要拼南昌，节点城市的姿态没立起来。第二，通道依赖难解。全市对接沪昆铁路等主干线时，关键一环要通过新余，这意味着跨市协调是家常便饭，任何时点的小波动，都会放大为协同成本。第三，心理预期分化。东部五县市与南昌的联系强，办证、看病、求学、就业更倾向省会圈；西侧区县希望捆紧袁州区做大市域经济。一个要“向东靠”，一个要“向内合”，目标相左。
方案也不是没有。有人主张加密快速通道，公铁一体化，先把“物理距离”打穿；有人主张加强数字政务和公共服务跨域共享，用制度连通弥补地理不邻；还有人提到适度的功能分区，东向承接南昌辐射，西向打造生态康养与先进制造分工。但现实里，财力分配、项目落地、干部考核都要按属地来算，部门与部门之间、县与县之间的账难对齐。短期缓和有望，长期“磨合”还要时间。
有人说，这格局是特色，像螃蟹才好看；道路四通八达，接不接壤都不是事。听上去有道理，可问题在于，不相邻带来的管理成本、通勤成本、产业协同成本，总要有人来埋单。名义上是一张棋盘，落到每一次跨区审批、每一条园区配套、每一次公共服务外溢时，却像多张棋盘拼在一起。把“借道新余”说成互联互通的样板，也算是高级的乐观。如果特色能换来效率，谁不欢迎；若只是换来绕路和分心，那这份“好看”，就需要再想想。
是该顺势而为，继续做大市域分工、连通南昌疏通外循环，还是该主动求变，通过通道升级与制度协同，把“县不识市”的尴尬按下暂停键？有人坚持“行政边界不重要，效率最重要”；也有人反问“边界不重要，为何总得借道别人”。你更认同哪一边？评论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