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济南军区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乞丐模样的老人，声称自己是时任济南军区总司令杨得志将军的老部下，他万分焦急地想要见到杨得志司令，说自己有十分要紧的急事要杨得志司令的帮助。秉持着对革命战士的尊重，传达室将消息上报给了杨得志。
杨得志听到消息后，便要求这位老人写下关于自己和他的几件旧事，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老人看着自己面前的纸笔，思绪飘回了那个艰难的革命岁月......
年轻时的杨得志将军
“误入”革命
1927年，父母双亡的侯礼祥在家里实在寻不到出路，便选择离开家乡江陵县侯家台，孤身一人前往荆州，寻找生计。那时他只有15岁，小时侯读过几年私塾，在那个年代也称得上有点文化。刚来到荆州时，侯礼祥还带有几分天真与憧憬，他认为自己肯吃苦、又识字，怎么也能把自己养活好，但他没有想到，因为他的身材看着过于单薄，没人肯雇佣他干活。
侯礼祥从家乡一路颠簸到荆州，身上的盘缠早就用光了，一连几天都没找到工作的他，饿得只能窝在城墙下，跟一群乞丐围在一起晒太阳。阳光照在侯礼祥脸上，眼睛被阳光刺得略微有些睁不开眼，胃又饿的是在太痛，他只得强迫自己在阳光下睡一觉，假装睡着就不饿了。
当侯礼祥察觉到那一丝丝阳光似乎被什么挡住时，侯礼祥才勉强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面前站了一个人。这个人衣着破旧，蓬头垢面的，看起来像极了一个叫花子，可仔细一看，这人又生的膀大腰圆，实在是不像饥一顿饱一顿的叫花子。侯礼祥也拿不准这到底是个什么人，也不好意思开口说话，只能将身子往另一边挪挪，准备继续睡，姑且当作自己占了这个人的位置吧。
没想到的是，当侯礼祥真的挪开以后，这个人真的在他身旁坐定，还没等侯礼祥闭上眼睛，那个人又开口询问他叫什么名字。侯礼祥按照老家那边的叫法，省略了自己的姓氏，直接告诉那人自己叫“礼祥”。那时的侯礼祥年纪尚小，他不知道出了自己的家乡侯家台，到荆州这种大地方，介绍自己都要带上姓的。
那人听到侯礼祥这么介绍自己，就以为他是叫作“李祥”，以后也就这样喊他了。在他说了一句自己叫“梁子”之后，看着侯礼祥饿得有气无力的样子，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来几个铜板，叫他去吃些东西。买了些吃食后，侯礼祥觉得自己总算是缓过来一些了，可吃完了这一顿下一顿怎么办呢？更何况自己也不好直接占了人家的便宜，
略微沉思了一下，侯礼祥决定去问问梁子，或许他会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找工作。梁子听后不慌不忙地说道：“自己想去汉口找个事做，可惜没人跟自己一起去，刚刚就是看着侯礼祥老实，便想着让他跟自己一起去汉口找个活做”。
梁子原本就是地下党，那天在街头看到了侯礼祥，他观察了很久，觉得侯礼祥是个可造之材，便想拉着侯礼祥一同上路。就这样，侯礼祥跟着这个梁子在晚上一起坐着洋船，去了汉口；他白天接待着来来往往的客人，晚上就恶补自己的文化课。也是在这里，侯礼祥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之路。
跟着红军闹革命
1928年的五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侯礼祥奔赴江西从事地方革命工作。1929年的春节前夕，因为红军急需扩编，侯礼祥才在地方干部的推荐下进入了部队，成为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二营五连的一个小兵。直到部队从江西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时，侯礼祥都只是一名无特别之处的普通小兵。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大概就是偶然间，他知道了大家叫自己“李祥”，而不是“礼祥”。
原本侯礼祥没有留意这件事，因为在他的老家，就是很少有人会带着姓氏喊名字。后来侯礼祥也纠正过战友的叫法，但战友们都叫习惯了，老是拿他的姓氏开玩笑，说他是个“猴子”，时间一久，连侯礼祥自己也无所谓了。
长征开始时，侯礼祥已经被重新编入了第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等到红一方面军在开始长征时，军团长是林彪，一师的师长是李聚奎，团长是杨得志，而一营的营长就是已经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合格营长的侯礼祥。
年轻时的杨得志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要求，红一方面军就是一把开路的刀子，侯礼祥所在的一营更是刀子的刀剑，子弹的弹头。先遣部位的危险，不是言语能表达得出来的，他们要走没有人走过的山，要过没有人过去的河，要跨越没有人跨越的草地，用脚一脚一脚踩出来长征路。他们前面，是位置的险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后面则是所有红军的寄托。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侯礼祥带着自己的营，走出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的绝唱。
在侯礼祥的记忆里，他参与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雪山草地、以及攻打腊子口等所有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战斗和故事。尽管在史料记载当中，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当中，没有侯礼祥的名字，但在后来的考证当中，杨得志亲自为侯礼祥做了证明。
强渡大渡河时，上去的是杨得志领导的一团一营的干部战士，其中确确实实包括一名营长带队，侯礼祥作为一团一营的营长，不会推脱责任不上前线的，根据这样的情况，侯礼祥一定是当时强渡大渡河当中的一位。
强渡大渡河（油画）
作为长征当中的急先锋，受伤是很正常的，而作为领头羊的侯礼祥，更是在长征的过程当中先后五次负伤，其中两次已经危及生命，一次是在四川，为了攻下一条小河，侯礼祥带队与敌军进行激战，侯礼祥在战斗过程中一个不小心，被子弹打穿了颈部。另一次则是在山西的甘泉时，他的右腿大腿骨几乎被打断。
最后，侯礼祥硬是凭借着内心顽强的求生欲，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抗日战争中的岁月
红军会师之后，为了让身受重伤的侯礼祥更快更好地恢复身体，组织上将他安排到了瓦窑堡后方医院进行休养。等侯礼祥的身体完全康复后，组织上又按照他在长征途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将他提拔为了红一师十三团的团长。
抗大旧照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诺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共产党顶住了所有压力，在敌后方的延安布置下一张张简陋的书桌，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些拥有一腔报国之志的年轻人，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一年，根据红军领导的职务安排，侯礼祥被调到了延安中央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应该算得上是他人生当中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光。
虽说侯礼祥原本就识字，但文化水平实在是不高。抗大校内良好的学习氛围，让侯礼祥和战友们都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也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结束抗大的学习之后，侯礼祥任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副团长一职，原本他期望着自己能够继续上阵杀敌，但新伤旧患加在一起，严重影响了他的战斗力。眼看着自己就要成为大家作战时的累赘，侯礼祥只能咬牙申请回到后方从事革命工作。
中央抗日军政大学旧址
彼时担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的叶剑英，在知道侯礼祥来到武汉之后，将他介绍给了湖北省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工作开展的安排和要求，将侯礼祥分配到了中共江陵中心县委。江陵中心县委分管着江汉平原的枝江、江陵、潜江、监利、石首等几个县，对整个湖北省的地下党组织而言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江陵县人，侯礼祥在这里开展工作应该十分便捷，但参与地下党开展的工作，组织上要需要考验侯礼祥的人品，所以在侯礼祥刚刚回到江陵的第一年，他没有接到组织上安排的任何任务。
没有工作安排的侯礼祥，只能只身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别数年，自己的家乡依旧贫困。可这就算了，还有一些人还明里暗里地嘲讽侯礼祥，认为他在外边漂泊了这么多年，最终不还得回来，甚至回来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借住在别人家里。
侯礼祥听着这些人的嘲讽，只是微微一笑，但心中却苦涩不已。自己哪里是真的一事无成呢？自己明明已经是红军的团长了，但身处日军侵占的地区，自己怎么能曝光身份呢？侯礼祥只得默默忍受着这些痛苦。
江陵革命老区
被盗窃的皮箱
眼看着自己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侯礼祥接受了族亲为他寻来的婚事，顺顺当当地结了婚。结婚后再借住在本家的族叔家里，实在是让人觉得尴尬，于是侯礼祥就在族中亲人的照顾下，搬进了祠堂居住。
小窝再简陋，也是属于自己的。或许是因为觉得有家了，有了安全感，所以侯礼祥将自己从延安带回来的一切关于身份的证明，诸如什么军官证、残疾军人证、红区白区之间来往的护照等等等等，全部用草纸里三层外三层地捆绑好，和从延安带回来的、他十分宝贝的皮箱，偷偷放在了床铺底下，并且精心地掩藏起来。
因为离开家乡太久，侯礼祥的名下连田地也没有了，自己已经结婚了，为了能够维持生计，自己也得找点事情做。当时侯礼祥已经搬到了祠堂之中，看着祠堂大片大片的空地，他就想到了用这片空地做点生意，开个牌场。
没成想，牌场开起来之后生意很好，在方圆几里内都很有名气。农闲时期大家闲来无事时，都会到这个牌场坐坐，或是下棋或是打牌或是聊天，都坐在这里打发打发时光。时间一长，这里人多手杂的，竟然有人趁着别人不注意，偷走了侯礼祥藏在床铺下的皮箱子、以及他的那些身份证明！
民国老式皮箱
偷箱子的人原本只是在牌桌上输了钱，自己又不甘心，想着侯礼祥在外闯荡了那么多年，总是有些积蓄的。既然侯礼祥开牌场赚他们的钱，他们不如把钱再拿回来，于是他们在屋子里翻了半天，就只找到了那一个皮箱子，便迅速将这个皮箱子带走了。
皮箱子里装的都是侯礼祥的那些身份证明，对他而言很是重要，就这么一夜之间，自己所有的证件被偷了，还不能大张旗鼓地寻找，只得吃了这个哑巴亏，自己这么多年殊死拼搏来的荣誉就这么没了，侯礼祥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要说以后继续回到部队工作需要这些凭证，就连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都成了一个难题。
侯礼祥垂头丧气地将牌场关停了，自己在屋子里也是不吃不喝好几天，但丢失的东西又怎么可能自己回得来呢？最终，侯礼祥还是被逼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红军战士们的合影
屋漏偏逢连夜雨，1940年，敌人的128师部队攻下监利县和朱河镇，担任伪县长和魏区长的郑恒斌和姚子清背叛了党组织，严重冲击到了当地的地下党工作。被逼无奈之下，包括侯文彬在内的所有当地共产党成员，只能根据中共江陵中心县委的命令，各自分散，不能再和党组织联系。也是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导致了侯礼祥彻底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生活还要继续，哪怕侯礼祥心中万分悲痛。他自小就离家谋生，既不会种田，也不会耕地，回到农村之后还没有住的地方，只能带着妻子和孩子租住着别人的房子。慢慢地，侯礼祥觉得自己就像是侯家台这个村子的局外人，融入不到村民们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中去，于是他便选择离开家另找出路。
寻常人的生活
侯礼祥只身一人来到了距离侯家台不远的普济镇，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不仅煮茶招待客人，还学了一门篾匠的手艺，闲的时侯就编一些筲箕、竹篮出售。茶馆客人来往多，侯礼祥希望自己可以从这些南来北往的客人那里，探听一些党的消息，好让自己能顺利回到组织。
可是时间久了，侯礼祥一点消息都没打听到，只能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努力赚钱养家。家里生活的重担，让这个昔日的红军战士，渐渐地适应了这种到处求生的生活，看着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侯礼祥每天都在想着自己怎么赚点钱养活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侯礼祥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积极参与本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看着一个崭新的、向上的祖国，侯礼祥满怀期待地投入到了农村的建设事业当中。虽然只得自己的身份恢复无望，但看到自己当年的革命理想就这样实现了，侯礼祥心中也很是满足，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只要是可以为新中国做出贡献，他都会竭力做好。
村里考虑到侯礼祥做不了什么农活，在集体劳动的时侯，就给他安排了喂养公家几头耕牛的工作。这个工作难度系数小，工作也轻松，大家在辛勤工作的时侯，侯礼祥就是给牛去打粮草或者和牛待在一起，看他们在夕阳下慢悠悠的吃草。
日子久了，侯礼祥也觉得这样的日子无聊，一个红军团长竟然就在这里做了一个“牛官”，侯礼祥总是不住怀念曾经的时光。新中国解放了，再也不怕有特务或者汉奸再追杀共产党人，那些尘封在侯礼祥记忆里的东西，是他最自豪的时光。远去的战火里，埋葬的是侯礼祥这样抗战老兵的青春，只是这段青春已经无人记起，都停留在了箱子丢掉的时侯。
找回自己的身份
起初，大家都不相信侯礼祥所说的话，“红军战士”、“团长”这些词，已经超越了这群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的认知，他们只当侯礼祥在吹牛，都拿他取乐。侯礼祥接受不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拼杀得不到认可，反而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有执念。
一天午后，侯礼祥在路上无意间看到了别人扔下的废报纸，上面就写着自己原本的首长杨得志和杨勇的名字，侯礼祥顾不得这张报纸已经被人蹂躏了无数遍，急忙抓起来看这篇报道。看完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两位老首长已经被授为了将军军衔。
有了老首长的消息，侯礼祥便不顾一切地要给中央写信，要和自己的老首长取得联系，现在只有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了！
但当时的通信并没有现在方便，虽然说侯礼祥寄出去的信得到了回复，可村里的干部没有办法证明这封信的真假，自然不相信他的话。一而再再而三重申自己的身份，可就是没人信，这可气坏了侯礼祥，他说什么都要证明自己的身份！
解放战争时期的杨得志
再次得到老首长的消息，已经是1971年。那时侯礼祥在公社林场劳动，在看到邮递员送到了林场的报纸上，写着自己的老首长杨得志在济南军区，侯礼祥连仪表都来不及整理，顾不上一切地拔腿就往沙市跑。
从沙市的码头到武汉，又要从武汉到济南，侯礼祥一路想尽了办法，才平安抵达了济南。因为穷，侯礼祥一路上吃了不少苦，等他到达济南时已经是蓬头垢面，头发乱糟糟的像茅草，身上的棉衣也因一路的风吹雨打，皱巴的看不出本来面貌。
侯礼祥步履蹒跚地走到了军区大院的门口，因为他的样子是在不像一个正常人，军区大院的哨兵没能放行，就这样，侯礼祥就蹲在门后，非要蹲到杨得志司令不可。没有办法，哨兵只得让他去传达室。
杨得志已经是济南军区的总司令，他的消息已经算得上军事机密，传达室也没办法告诉侯礼祥；侯礼祥诚恳地告诉传达室的通讯兵，自己是杨得志的老部下，是真的有急事，才会找到这里。
原本哨兵和传达室的警卫员都不想跟侯礼祥过多的牵扯，可看着这么一位老人，坚持不懈地蹲在太阳下等着杨得志的消息，为了能够保卫首长的安全，也为了证实侯礼祥的话，只得给杨得志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
山村中的老人
在得知了具体情况后，杨得志办公室的一个刘文书前来了解情况。看着侯礼祥的样子，着实不像是一个正常人，但倘若他真的和杨得志有旧，贸然拒绝又会伤害了一个革命老兵的情感，于是他决定详细了解情况。
当消息传到杨得志那里的时侯，杨得志十分激动，自己曾经挂念了那么久的“李祥”竟然就在军区门口？杨得志恨不得现在就跟自己的老部下见面，可万一有人冒充怎么办？杨得志当即决定，让侯礼祥将长征的回忆写下来，带给自己看。
侯礼祥在得到了刘文书带回来的纸笔和消息时，踌躇良久，将近四十年前的故事还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从哪里开始写呢？写强渡大渡河，还是写雪山草地？写那些年和老首长的朝夕相处，还是写自己那些兄弟战友？笔墨在手，侯礼祥有千言万语，却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红军过雪山草地（油画）
最后，侯礼祥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关于战友也关于自己，也是自己一生中最深刻的回忆。当他将纸笔交给刘文书的时侯，侯礼祥突然觉得这几张纸有千斤重，承载着自己过去所有的回忆。
杨得志拿到这几张纸读着读着，眼角就湿润了，能够如此深刻而清晰地写出当年故事的人，一定是“李祥”！杨得志立刻让负责接待侯礼祥的贺参谋，将侯礼祥带到自己面前。
此时的侯礼祥，正在贺参谋给他安排的旅馆里，焦急地等待消息，当听到贺参谋说杨得志要见自己，侯礼祥激动的老泪纵横，这么多年，自己的身份问题终于要得到解决了！
侯礼祥再次见到了自己的老首长杨得志时，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在长征路上冲锋陷阵的那些岁月，那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有着侯礼祥的脚印和鲜血啊！
杨得志
杨得志深知这些年侯礼祥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的痛苦，自己带出来的兵自己了解，他更清楚侯礼祥历经千难万险，从湖北的一个小村庄里来到济南，一定是有困难解决不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这里碰运气。
当得知侯礼祥是为了给自己当年的红军身份要一个证明的时侯，杨得志心中五味杂陈，自己曾经的老部下也是为了长征流过血受过伤，也是千辛万苦从长征路上活下来的，怎么就是命运捉弄人，连身份都证明不了了呢？
后来，也是在杨得志的帮助下，侯礼祥的身份问题才得以解决。
对于侯礼祥而言，证明自己的身份，从来不是贪图国家给予的红军战士和伤残老兵的优厚待遇，而是想要证明给大家看，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军人，他也曾在国家的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虽然他不会种地，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会养牛的“牛官”，在别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他也有过自己这一生最伟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