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纪登奎身为地方干部之际，毛泽东对其的赏识，源于他诚实无欺、直言不讳，且具备出众的工作才能。尤为关键的是，在与最高领袖的交流中，他从不胆怯，言谈举止自然得体。领袖难得遇见如此官员，与之对话总能感到格外舒心。
那时，领导者被按照地方官员的规格来衡量。而恰逢新中国初创之际，领袖满怀信心，坚信无论何人，只要置身于他的麾下，皆能成就一番事业。同时，他也亟需发掘合适的官员，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然而，步入中央高层，即便在他位列接班人序列之首时，评价标准却有了转变。领导层认为，纪登奎为人沉稳，勤勉尽职，不事张扬，堪称一位贤臣，但似乎忠诚度略显不足，尤其是在与江青、张春桥相较之下。忠诚度不足的体现之一，便是缺乏足够的勇敢。用当下流行语来形容，便是“战狼”精神有所欠缺。
在文革的尾声阶段，领袖的信心相较于十几年前已有减退，他迫切需求的是忠诚度高、敢于在其指令或示意下勇往直前的将领。恪守规矩固然值得赞赏，但在这场斗争中，更需要“战狼”般的勇气。遗憾的是，纪登奎在这方面尚显不足。
纪登奎出席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
自毛泽东离世之际，华国锋接棒成为国家的杰出领导者，纪登奎在其麾下辛勤工作，享受了一段不长却宝贵的“黄金时代”。
华国锋与纪登奎，两位山西老乡，革命生涯相仿，却似乎在抗战年代未曾有过交集。华国锋加入国务院的时间比纪登奎晚了一年，而进入政治局则又晚了四年。华国锋调入中央后，曾有一段时间，他接替纪登奎负责分管农业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不幸与世长辞。在此之际，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联名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建议指定一位负责人统筹领导国务院日常工作，而他们三人将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
毛泽东指示：由华国锋率先垂范，邓小平则专注于外交事务。进入二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当年的第一号文件，其中明确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一职，并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紧接着，纪登奎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好日子不长，对纪登奎而言。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在此会议上，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以及苏振华等官员均遭到了严厉的指责。会议结束后，纪登奎的职务变动随之而来。
在处理工作移交事宜时，胡耀邦主动向他询问关于继任其分管事务的人选。纪登奎首先提名赵紫阳，因其提及在四川的工作至关重要，随后又推荐了王任重。中央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直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正式宣布辞去所有职务。
1982年，中央政府将他调至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他所获得的职位——部级研究员——在我国，堪称最为尊崇的“技术职称”之列。
纪登奎倒是十分坦然，他还开玩笑说，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说：“想不到下台以后，我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也算是很荣幸呢。”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坐落于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与之相毗邻的是我们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两者距离极为接近。这个院子在中国现代史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正是从农村改革拉开序幕的，而它正是农村改革的前沿指挥所。总指挥一职由杜润生先生担任。
在那个八十年代的岁月里，我同样渴望跻身于这个院子，却终究未能如愿。彼时，我的直接领导是姚力文，他是刘少奇的得力秘书，同时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的负责人。他与九号院的几位领导关系匪浅，然而，他却坚决反对我脱离中央文献研究室中负责刘少奇研究的团队。
在九号院中，我结识了一位好友赵树凯。由于工作的交集，他与纪登奎的关系尤为亲密，累积了诸多纪登奎的言谈记录。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篇关于纪登奎的文章，内容极具价值。
我深知，卸任后的纪登奎满载着深思，定能娓娓道来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毕竟，他在中央高层服务了将近十年，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且曾负责党政军及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工作。
在赵树凯与纪登奎的闲聊中，话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华国锋。事实上，华国锋在卸任之后，便选择了九号院作为居住之地。纪登奎对于华国锋的评价并不多，但从他的言辞间，不难窥见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认为，华国锋果断地决定打击“四人帮”，此举展现了他的魄力和胆识，让人不禁对他刮目相看。然而，随后的诸多事务处理上，他显得力不从心，总体来看，其领导能力有待提高，尤其在关键时刻，他的担当精神显得尤为不足。
在纪登奎看来，华国锋的迅速退位可谓合乎情理。
纪登奎、华国锋同列十大主席台。
赵树凯曾经对纪登奎说：“华国锋在位时搞个人崇拜，宣传英明领袖，到处挂像，还有歌曲，这个太不像话，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不合适。”
纪登奎说：
“您有所不知，此事并非仅由华国锋一人发起，亦非他所愿主导。实乃叶剑英元帅一手促成，在会议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宣传华国锋同志的安排。华国锋同志以及我本人均曾表示这样的做法并不适宜。然而，叶帅强调，此举并非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基于对党的事业全面考量的结果。因此，我亦不便再行多言。当然，在后来关于华国锋同志辞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帅也进行了自我反思与批评。他表示，这是基于对毛泽东主席临终遗意的理解，出于辅佐华国锋同志的初衷。”
我认同这些观点。起初，华国锋曾予以婉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得坦然接受，甚至可能成为推动者也不无可能。
纪登奎卸任之后，与儿子纪坡民倾谈甚多，其中不乏许多充满智慧与启示的言论。
他指出，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政权的核心权力无不源自军队。谈及此理，他不禁感慨万千。他续道：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无论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各级党委、地方政府，乃至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组织，均遭受重创，实际上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只要解放军依然屹立不倒，国家的政权便得以稳固。“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将这一道理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似乎洞察到了国家的本质。
──纪坡民回忆，在他父亲提及这番话语时，原本经常挂在嘴边的“主席”二字，却换作了带着几分不敬的“老毛”。此事足以证明，毛泽东对纪登奎的洞察并非无的放矢，纪登奎确实未能做到绝对的忠诚。正如俗语所说：“忠诚若非至极，便等同于背叛。”
谈及军队高层直至副统帅之位，纪登奎因毛泽东之命，肩负重任，前往中央军委，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这使他不可避免地与林彪产生了交集。谈及对林彪的印象，他如此表达：
“当地方干部的时候，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这位林副统帅，在我们眼里，和你们差不多，也是象神一样。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无论中央讨论何种问题，林副统帅的声音似乎总未被听到。毛主席的意见众多，对各类问题均有明确的指示。然而，这位副统帅在讨论工业问题时，未曾发表过他的观点；在农业议题上，同样未见他的见解；至于财贸问题，同样缺少他的声音；即便是在政治议题，如整党，也未听闻他有任何意见……。”
我很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几个字。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无论中央军委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或是军队政治工作，均未见副统帅的指令，他的声音也未曾响起。这让我更加困惑，这位副统帅究竟在从事何种工作呢？……
纪坡民犹记得，其父曾于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先后两次提及此言，内容与语气均无太大差异。
1971年夏日，周总理携黄永胜、张春桥与纪登奎同行，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提交工作汇报。纪登奎在汇报中提及：“目前军队编制中冗员现象严重，每设有一位司令，便伴随七八名副司令，一任政委亦对应七八名副政委，自军至师、团、营，乃至基层，无不如此，正职与副职之数众多……。”
林彪面前，他提出了疑问：“林总，您曾身经百战，如今军队现状如此，若真有战事，我们还能否应对？”林彪沉思片刻，回应道：“确实如此，那我们该如何是好？”言罢，话题就此打住，再无后续。
在纪登奎的回忆中，邓小平的风格与林彪迥异。1975年，邓小平着手军队整顿，对于存在的问题，他只用了五个字进行了概括：“肿、散、骄、奢、惰”。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解决方案：部队各级的军政首长，一位正职，一两名副职，其余人员全部进行清理，并组建顾问组，将他们安排到其中。他采取了果断措施，雷厉风行，如同割除毒瘤，快刀斩乱麻，从而迅速解决了问题。
不久后，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纪登奎随即拜访了小平同志，表达了他辞去北京军区军职的意愿。起初，小平同志尚有挽留之意。然而，纪登奎态度坚定，最终小平同志亦表示了同意。随后，他对儿子提及了这段往事：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实则早在1975年的夏秋时节便拉开了帷幕。起初，事件以刘冰状告迟群、谢静宜为导火索，紧接着，毛主席对《水浒传》的点评亦成为焦点；随后，毛主席又指示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揭露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潮。
邓小平正致力于全面整顿工作，先后对铁路、钢铁行业进行改革，随后又着手军队的整顿，紧接着是文艺和农业等领域，战线全面展开。小平强调，所有整顿工作的核心，便是党的整顿。为此，他指派纪登奎负责试点工作，并着手起草整党的相关文件。
小平似乎认为，整顿之事举足轻重，而迟群、谢静宜、毛远新所谈及的种种，不过是孩童间的琐事。然而，他在这一点上存有误判。他未能意识到，此时的毛泽东已与战争年代大相径庭，甚至与他担任总书记时期亦有所不同。他误以为，主席依旧对他深信不疑，无甚忧虑之事。
然而，局势逐渐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指示要对邓小平同志“给予帮助”，随后又指派了八位同志专门召开会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批评，这被称为“八人批邓”会议，纪登奎同志亦在其中。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向全党传达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批评部署。事态不断升级，直至“四五事件”爆发，毛泽东同志决定对邓小平同志实行撤职。
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洞察出主席对他产生了不信任。随即，他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职务的请求。毛主席很快便批准了他的辞呈，尽管如此，仍指定邓小平继续负责分管外交事务。小平同志在1975年底正式辞去军职，这一举动比他后来被正式撤销党政职务的时间，提前了三四个月。
纪登奎对儿子言道：“军权与文职之位，二者自是迥异。至于军权，其在和平与战时亦各不相同。”
晚年纪登奎
他讲述了吴忠同志的一段往事：在“文革”动荡时期，吴忠同志担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的重任。这一职位自是至关重要，位于要害之地，而毛泽东主席也对他深信不疑，曾赞誉他：“吴忠有忠”。
随后，中央对“文革”期间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吴忠同志亦受到了审查。毕竟，在文革期间，他亦曾受到重用。那时的表述习惯是要求“说清楚”。
自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东线战事一度陷入僵局，许世友将军焦虑之下，心脏病发作，遂返回总部求援，并请吴忠将军接任指挥重任。彼时，吴忠将军虽在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一职，却因审查未了，未能“澄清事实”，只得在家赋闲，以喂鸡为乐。
吴忠感慨道：“上前线的事，我并无异议，只是我尚未将某些事情‘理顺’。”
许世友曾言：“何须纠结于‘说清楚’与否，一旦炮声响起，黄金便价值连城！你若凯旋而归，无论何等疑难，皆可一笔勾销，那时便是真正的‘说清楚’！我向你郑重承诺，若届时仍有‘说不清楚’之事，尽管来找我。”
吴忠毅然投身前线，怀揣着必死的决心，驾驭着一辆坦克，冲锋陷阵于最前端。然而，正因如此，他对战场的敌我态势了如指掌，意志坚定，反应敏捷，指挥精准。因此，在谅山一役中，他指挥的战斗尤为出色，战绩斐然。
此理不谬，战乱之际，若军中统帅之政治清白与忠诚遭人质疑，他可通过率军获胜、建立赫赫战功，乃至以身殉国、效命疆场，以证明其忠贞不二。
在和平年代，这样的条件显然不复存在。“战争乃政治之延续”，并且“行动须服从命令”，军人岂能因证明个人政治纯洁与忠诚而主动引发冲突？这一道理显而易见。
在和平时期，展现个人忠诚的方式即是恪守领袖的指令。纪登奎的这一观点，与他在文革动荡中所言“即便文化大革命再混乱，只要军队保持稳定，大局便无大碍”的观点紧密相连。这是因为领袖坚信，军队对他始终忠诚不渝，而事实亦证明了这一点。
谈及军队，纪登奎深有感触，他以平日少见的低沉语调，字正腔圆地对儿子阐述道：“在和平年代，……军权，那便是玩火自焚！”
纪登奎之人的职业生涯起伏，机遇与能力总是相得益彰。然而，其跌落的速度亦不容小觑，但并未如从高楼坠下般瞬间粉身碎骨。
亦是关乎个人品质，正如古人所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倘若他能在忠诚与勇猛上更进一步，对事对人更加果决，或许他的职位将更为显赫，甚至有望成为下一任领导者。
然而，若是如此，他又怎能在九号院安然落地，成为一名正部级的研究员呢？或许，那时他早已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