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晋察冀的14天：上一秒还在打球，下一秒日军就摸到了村口
十一月的晋察冀，天儿已经凉透了。我们这些人的心，却是一半悬着，一半又得硬着头皮过日子。
说起来真有点黑色幽默，二号那天，一大帮人聚在稻儿村的政治部，本来是要开个挺重要的会。结果呢？就因为吕司令员人还没到，这会愣是没开成。得，那也别闲着，打打网球，拍几张相片，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一个上午就这么晃过去了。
直到太阳偏西，晚饭扒拉进肚里，老舒的报告才慢悠悠地开场。一讲就是巩固党的组织，材料那叫一个多，从军区成立说到眼下，絮絮叨叨，等他收了声，外头天都黑透了，差不多快十点了。
第二天，老天爷赏脸，是个大晴天。可我们没那份清闲，拔营行军。从稻元出发，途经娘子神、豆铺，一路颠簸了四十里地，最后落脚在葛公村。这路叫什么路啊，全是小石头疙瘩，走起来那叫一个受罪，马都嫌硌蹄子。
这还不算完，上午硬是又听了四个钟头的报告，什么锄奸工作，什么三个月政治总结，听得人耳朵都快起茧子了。等到十三点，也就是下午一点，总算散了。大家伙儿狼吞虎咽地塞了点中饭，就赶紧上马赶路。晚上到了葛公村，累得跟孙子似的，就跟邵、徐两位同志碰了个头，说了几句话，别的啥也不想干了。
在葛公村驻扎下来，日子好像又回到了那种熟悉的节奏。四号那天，我跟老邵吃完早饭，绕着村子走了老大一圈。这村子四周的地形得熟悉，顺带着也看看二、三大队那些干部的驻地情况，心里好有个数。
回来就找各单位的头儿谈话，谈来谈去，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卫生处。那工作搞得，简直没眼看，一点起色都没有。我心里琢磨着，这地方非得来一次大换血，从根子上改造，不然迟早要出问题。
到了晚上，就没别的心思了，猫在屋里，点上油灯，一门心思准备分局会议的传达提纲。那玩意儿可不能马虎。
五号，又是个晴天。我一大早就起来，对着那份提纲修修改改。刚吃完饭，要开会的人就陆陆续续地聚过来了。十点钟，会议准时开始，我站在前面，一口气讲了四个钟头，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歇口气扒了两口饭，晚饭后瞅见外头有人在打球，是我们自己选拔出来的篮球、排球队员在比赛。凑过去看了会儿，听说最近技术是长进了一些，可在我这老球痞看来，那技术还是糙得很。
晚上真正让我舒心的一件事，是电话总算给弄通了！当话筒里传来军区司令部清晰的声音时，那感觉，甭提多痛快了。我们聊了半天，还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二号那天，北线打了场大胜仗！这消息一来，之前所有的疲惫和烦躁都一扫而空。
可谁能想到，这看似风平浪静，甚至还有点小确幸的日子，转眼就要被炮火撕得粉碎？
七号，天变了脸，下起了雨。本来还想着能留瑞卿同志多住两天，好好聊聊。他是谁？罗瑞卿，当时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可他坚持要走，军情紧急，我也没法强留。
送走他，我这边也乱成了一锅粥。战斗情况突然发生，我被死死地拴在了指挥部，哪儿也去不了。十二点左右，雨倒是小了，可枪声，那要命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了。北大悲那边没有我们的主力，前线顶着的人也少得可怜。没办法，只能把一大队的两个队火速派过去，又从军区教导团抽了两个连去协同阻击。
我这边呢，又接到命令，要我负责招呼神南后方的部队。一时间，那电话机就跟长在我手上一样，片刻都不能离。
下午三点，情况急转直下。敌人已经冲到了黄岩，把我们特务团的十一连给打散了，看那架势，就是要扑向北大悲。我心里清楚，靠着一大队那两个队和教导团的两个连，顶多也就是拖延一下，想扭转战局，难于登天。
没办法，只能下令，当晚神南后承部队全部撤退。北大悲的部队，见机行事。
偏偏这时候，吕司令员，也就是吕正操将军，他老人家当晚就住我这儿。你说这事儿巧不巧，赶上这么个兵荒马乱的时候，让他老人家跟着我们担惊受怕，除了住了一宿，啥招待都没有，真是惭愧得很。
夜深了，坏消息传来，北大悲，丢了。唐县、完县的鬼子，看样子是要合流，要么是合击神南，要么就是会合之后再搞什么新花样。这都是为了配合他们北边被我们围困的部队。局势，一下子就紧张到了极点。
八号，天阴沉沉的，到了黄昏才放晴，夜里又刮起了大风，冷得刺骨。
这一天，就是在战斗和转移中度过的。凌晨三点多，我们的战斗部队就开始向劳沟里方向撤。天刚蒙蒙亮，我陪着吕司令吃了点东西，就赶紧催他上路，走花塔方向回军区司令部，那边安全些。
送走他一转头，枪炮声就跟在屁股后面响起来了。我带着几个通信员爬上个小山包瞭望，好家伙，敌人已经逼近南北洪城了。我立刻命令留在葛公的少数人全部投入战斗，节节抵抗，边打边撤。
中午十二点多，我们才撤到立元庄附近，跟教导团会合。下午三点，在施家沟一个大山坳里，碰见了郑维山同志。大家伙儿也顾不上别的了，就地生火，煮了锅稀饭，一边喝着一边复盘这次战斗的得失。
刚聊了没一会儿，敌人的进攻又上来了。我们只好转移到钟毛台前面的高地，一直顶到下午五点多，才跟着老邵他们撤回劳沟里。等到了地方，天都黑了。
这一仗，我们牺牲了朱金祥同志，还有四名警备人员，一共五位好兄弟。另外还有四个人下落不明。万幸的是，东西损失不大。那一晚，我真是累瘫了，头挨着枕头就睡死了过去。
睡死过去之前，我脑子里还在复盘。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首先，参战部队都是临时拉来的，捏不成一个拳头，指挥起来太费劲。其次，后方部队，说白了就是“二线部队”，装备差，脑子里那根弦也绷得不紧，战斗力根本不行。最后，也是最要命的，全局观念太差。虽然我们拖住了敌人一下，可最终还是让敌人在齐家佐、管家佐那边会合了。我们想分割包围敌人的计划，彻底落了空。
这事儿，说到底，一二〇师教导团和冀中特务营的配合实在不给力。这是这次战斗最大的遗憾，想起来就让人窝火。
之后的日子，就在这种打打停停、不断转移的节奏里度过。部队集结，开会，讲话，鼓励士气。十一月十四号，我在稻元司令部待了一整天，处理各种杂事。也就在那天，我听到了一个让人心头一沉的消息。
军区的卫生顾问，那位来自加拿大的国际友人白大夫，因为在手术中不幸中毒，医治无效，牺牲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位“白大夫”，就是诺尔曼·白求恩。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命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的离去，对我们这个缺医少药的根据地来说，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从十一月二号到十五号，这短短的十四天，就像一部快进的电影。前一秒，我们还在为一场球赛的输赢较劲，为一条电话线的接通而欢呼；后一秒，就要直面敌人的枪炮，在生死线上挣扎，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
这就是战争，它从来不会给你任何准备时间。它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你，和平的日子是多么奢侈，而活着，又是多么的不易。这些写在日记里的流水账，今天看来，每一个字背后，都是血与火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