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审视，“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向我国历史进程抛出了一个关乎走向的关键问题。原本迅猛发展、不可阻挡的“文革”运动，在此刻突然遭遇了停滞，形成了一个分岔路口。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抉择，就如同每位驾驶者在选择道路时必须做出的决定：转向还是直行？面对这一困境，周恩来与毛泽东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周恩来主张转向，而毛泽东则坚持“继续直行”。
本文摘自《钟山》
赵长天彼时仍身为一名军人，身处海拔高达四千米的某地，担任着雷达班的班长一职。
数年来，“时刻准备战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以至于连寻常百姓也深信战争随时可能降临。就在这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了“进入一等战备状态”的指令。赵长天的第一时间反应是“总攻的枪声已然响起”，“战争已经爆发”，尽管他尚不清楚这场战争是对手是谁。
自接到指令的那一刻起，雷达天线几乎未曾停歇，日夜不息地旋转着。我们紧盯着荧光屏，唯恐一瞬间的疏忽就会错过敌机留下的光点。然而，空域却出奇地宁静，一片“洁白无瑕”。无论是苏联的修正主义势力、美国的帝国主义威胁，还是“蒋介石匪帮”这些假想中的来犯之敌，皆未露头角。更令人称奇的是，平日里常见的民航班机也神秘地从荧屏上消失，彻底失去了踪迹。那年秋天，我们醒来。
赵长天自然无从得知，此命令实乃周恩来亲自下达。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恩来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全面封闭所有机场，暂停所有飞机的起降，同时启动所有雷达系统，严密监视天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
必然发生了一场极为重大的事件。若你亲历过那个时代，便会深知此事的震撼程度，以至于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
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于当夜零时三十二分，携同家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登机逃离；仅仅一个多小时后，所乘飞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地区坠毁并发生爆炸，导致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事件在史册上被称为“九一三事件”。
转眼已过将近四十年，年轻一辈或许难以体会“九一三”事件的深刻含义。
林彪当时地位，一人之下而已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赋予他“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殊荣，并采纳了“以毛主席为领导核心、林副主席为副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称呼。次年，“九大”通过了新的党章，其总纲中明确指出，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忠实战友和接班人”。此举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此举提前确定并公开宣布继承人，赋予林彪在二十世纪一种古老的身份。换句话说，他成为了中国的“储君”。
“亲密战友”与“接班人”这两个称呼，在毛泽东的心中分别赋予了林彪特殊而崇高的地位。一方面，林彪对推翻“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行动提供了坚决而有力的支援；另一方面，在经历了一场严格的考验后，毛泽东对林彪的表现感到由衷的满意，坚信他是一位忠诚追随自己的同志，足以传承自己的衣钵。
这两个评价分别触及了不同的维度。“亲密战友”这一称谓揭示了利益关系的亲疏程度，“接班人”一词则更侧重于理性评估，它所涉及的范畴包括思想认同、能力认可和忠诚度的考量。诚然，政治事务往往与实际利益紧密相连，然而即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进行比较和甄选也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虽然可能在毛泽东心中并非最理想的选项，然而从“紧跟”领导、实际能力以及声望等多重角度进行考量，经过比较筛选，最终只能得出这一选择。
“九一三”事件成为毛泽东生平遭遇的最深重、最沉重的打击。尽管在宣传上将其誉为一场巨大的胜利，但这事实无法被回避，也无法被掩饰。
毛泽东健康状况明显。
自“九一三”事件为界，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显著转变，从昔日的“容光焕发，神采飞扬，精神矍铄”骤变为“衰老憔悴”。这一变化，当时的人们无不通过纪录片与新闻照片亲眼目睹。
毛泽东须经历一段时光方能从此次挫败中恢复元气。所幸，他身边尚有周恩来相伴。
自9月12日深夜那不寻常的变动发生之际，格局便已悄然发生改变。自危机爆发至其平息，周恩来亲自操持全局。这涵盖了事件初发时的紧急调度，对涉案人员的搜查、监控与羁押，对相关资料的整理，以及草拟和审阅一系列中央文件，精心权衡信息传达的策略，以及精准把握舆论导向……无论大小事务，无不依赖于他的智慧和决断。仅举一例细节。9月13日，当天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拨打每一个电话，依次联系了十一个大军区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通报了林彪外逃的最新情况，并强调要求各地严格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部署。”(《年谱》)四十个电话，从早到午。
然而，在这份辛劳的背后，我们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关键的信号：在一夜之间，周恩来似乎化身成为国家的定海神针，肩负着维系天下安宁的重任。无疑，林彪事件的爆发迅速提升了他的地位，使他成为国内备受尊敬的人物，并将他推向了一个历史性的巅峰。
林彪败走麦城，对此结果喜形于色的，无疑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尤其是抱负远大的张春桥。他们才是林彪集团真正的对手。
张春桥
众人，虽不至于欣喜若狂，却也并非仅仅心怀喜悦。以毛泽东为例。(如前所述)，还比如周恩来。
纪登奎，曾协助周恩来处理事务，回忆起一段令人震惊的场景：只见总理孤身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工作室中，神情恍惚，满目忧愁。我们两人困惑于他为何郁郁寡欢，便上前轻声安慰。起初，总理只是默默聆听，未发一言。直至我提及“林彪已自毁前程，现在应是释怀之时，未来我们当着力推进国家经济建设”，这番话似乎触及了他的心弦。总理先是默默垂泪，随后渐渐放声哭泣，继而号啕大哭，期间多次哽咽至无法发声。目睹总理如此悲痛，我们两人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站在一旁，默默陪伴。终于，总理的情绪逐渐平复，沉默了半晌，才缓缓吐出一句：“你们难以理解，事情并非那般简单，远未结束……”之后，他便再无他言。(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访谈纪登奎记录，资料来源：李丹慧、史云著《难以持续的“继续革命”》）
人类的语言世界远不止口头交谈。在1971年9月的一个特殊日子，周恩来以一场令人震撼的泪水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这是对自我情感的一种抒发。他长期保持沉默，内心积累了诸多思绪，因“九一三”事件而情绪爆发，竟在非至亲好友面前尽情流露。纪登奎觉得周恩来似乎被某种“隐秘心事”触动。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隐秘心事”呢？
1972年1月1日，照常发布了“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本年度的社论标题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句标题看似字面意思下透露出一派“形势”大好的景象，实则背后却隐藏着“九一三”事件所带来的严重危机。
社论开篇避谈国内，却就国际形势展开长篇大论，宣扬美帝苏修如何穷途末路。随后才论及国内问题，突出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是公开点名之前有关林彪和林彪集团的代称，以后我们会知道，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代称也是大有讲头、未雨绸缪。
这些陈腐的言辞，已流传六载之久。我国宛如置身于一场漫长的愚人节，而在这场节日里，人们传说可以无所顾忌地撒谎，无需担忧遭受惩罚。
1972年，这一情形被打破。
周恩来开启新话语的途径，起初并非依赖言辞，而是付诸实际行动。在那个时代，若欲避免自找麻烦，明智之举应是少言多行。言谈空间受到严密监控，而行动则带有某种隐秘性，每一步都是积攒的力量。
在“九一三”事件不久之后，周恩来总理沉着冷静地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其中，推动港口建设便是其中之一。他委派谷牧与粟裕共同组建一个专项小组，深入实地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并据此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计划。他明确提出，务必在三年内显著改善港口的整体面貌。
事有巧合，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恰逢其时。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与周恩来各有深意，其诉求明显有别。毛泽东对这一事件持地缘政治的视角，对其加以审视、把握与利用。他对这场国际博弈的兴趣及其策略，无不显现出其思维深受中国历史典籍，如《战国策》与《三国志》等的影响。在他眼中，大国间的关系中的利益权衡与相互制约，不仅是核心所在，更蕴藏着不可多得的好处。他以一名策略家、博弈高手的姿态全身心投入其中。
周恩来认识源于另一层面。
毛泽东有意开启中美对话的大门，周恩来则全情投入，积极响应、全力支持和推动。他们一为决策者，一为实践先锋，堪称相得益彰，配合默契。
尽管表面上看似步调一致，实则内涵差异显著。毛泽东的初衷，着眼于地缘政治，而周恩来则聚焦于经济建设。毛泽东意图借助调整中美关系来制约苏联，而周恩来则期望通过中美关系的改善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尽管两人都支持相同的目标，但他们的期待与视野却处于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
相较晚清政坛的众多清醒之士，周恩来显得孤立无援，尤其是在邓小平复出之前，情况更是如此。
他最大的困扰或许在于知晓而无法付诸实践。他洞悉世界发展的脉络，具备精准的判断和清晰的思路。若非受到种种束缚，得以将所思所想转化为行动，改革开放的步伐本有望提前六年迈出。然而，现实却是周恩来面临的处境极为狭隘，难以施展拳脚，每一步前行都仿佛逆流而上。
周恩来无奈挑战。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向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关乎方向的关键抉择。一度迅猛发展、不可阻挡的“文革”运动，在此刻突然遭遇了停滞，形成了一个分岔路口。所有人都面临着必须做出的选择——这如同驾驶者在面对分岔时必须做出的决定：转向还是继续直行。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与毛泽东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转向，而毛泽东则坚持继续前行。
为何他们的抉择存在差异？单凭性格或个人私算显然无法完全阐释，否则历史将显得过于肤浅。这背后必定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必定源于深刻的思想根源，这无疑标志着根本理念已走向两个极端。
归纳至核心，所有问题皆可归结于一个关键词，那便是：“国家”。
“九一三”事件，堪称弦断琴崩的临界点。林彪事件的心理学内涵，相较于政治层面的解读，显得更为深邃与丰富。政治层面的分析，往往寥寥数语即可阐明，而心理层面的映射则呈现出斑斓多姿、各不相同的景象。或许，“九一三”事件引发的认知与反响，无疑是“文革”时期最为晦涩难解，同时也是最具探究价值的课题之一。这一事件在多个维度上的重新唤醒，深刻地塑造了日后中国的命运轨迹。
若言那些未谙世事的青涩少年从中感受到的是幻灭或如梦初醒，那么，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周恩来所体会的必然迥异。于他而言，“九一三”事件并非简单的“梦醒时分”，而是“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的感慨，亦如“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孤寂与无奈。“你们不懂，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尚未结束……”“事情并不如表面那么简单”，这句话在周氏看来再明确不过。能否“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并非取决于林彪的来去，正如古语所说，“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省略号中所隐含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这一表述，蕴含着更加丰富的意义，既可以解读为忧虑，也可以解读为自省，甚至可以理解为“即使面对千难万险，我也要坚持道义，勇往直前”的坚定决心与信念。
究竟何种力量让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摆脱隐忍，展现出坚不可摧的气节，面对灾祸不屈不挠？简而言之，那就是“国家”二字。更准确地说，是那承载着深沉情感的“中国”两字。自19世纪末以来，历经几代志士仁人的努力，他们的主张虽有不同，认识也存在分歧，但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救国、强国，摆脱国家的贫弱。他们的初心与追求，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祖国的繁荣富强。他们深知，“革命”并非空洞的口号，不能仅仅停留在美好的辞藻中，更不能背离初衷，渐行渐远，最终沦为乌托邦的幻影，乃至陷入混乱无序。当目睹革命胜利二十年后，中国依然无法与四十年代初的日本相提并论，而海峡对岸的经济却呈现崛起之势，周恩来的心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忧国与爱国。
对他而言，“国家”是触手可及的实体，那是一片覆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承载着八亿同胞以及五千多年华夏文明的辽阔土地。而对于“无产阶级所追求的，是一个逐渐走向消亡的国家——一个一旦组织起来便即刻启动消亡进程且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的国家”这一宏伟理念，它目前尚不属于他的视野范围。
国家与革命，这个长期困扰着我国二十余年的意识形态难题，终需解开、势在必解。要么将国家作为革命的利器，持续不断地推进阶级斗争，要么将中国的稳定、繁荣与民众福祉置于首位，调整策略，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这是在“九一三”事件后，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作出了各自的选择。
应该说，周恩来并非历史的开路人，他更像是一位明智的选择者。他所秉持的历史意志，早已在党内党外深植人心。然而，鉴于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他敢于作出这样的抉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因此，历史轨迹迎来了一个转折点：1972年。在这一年中，周恩来以清醒的头脑开始扭转“文革”的路线，开辟新的道路，并引入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治国思想。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反对派竭尽全力批评周恩来和邓小平，试图阻止这一新的方向，“文革”的失败结局已不可避免。
自“文革”落幕至今，我们愈发清晰地目睹了，那贯穿前三十年的“革命”对国家的持续推动，在后三十年的岁月里，时势不再重现，国力亦未再现辉煌，终成过往云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全心全意追求发展”，这些看似平淡无奇、近乎陈词滥调的政治标语，实则蕴含着当代思想的深刻变革。在这背后，是历史巨轮的剧烈转折，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