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在历经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在孟良崮一举击败了张灵甫指挥的美制74师。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清理战场、集结部队。各参战部队陆续向指挥所报告战果，司令部内洋溢着胜利的喜悦。然而，在这欢声笑语的人群中，副司令员粟裕却显得格外沉默寡言，清理战场的成果似乎并未能让他感到欢愉。
“我军在激战中成功全歼整编第74师，共计3万2千余人。此役中，敌军损失惨重，毙伤达1万3千人，俘虏1万9千人。而我国军队亦付出巨大代价，伤亡人数高达1万2千人，与敌军伤亡几乎相当，且这一数字远超鲁南、莱芜战役的伤亡数目。”
紧接着是缴获情况。在孟良崮战役中，我军共缴获山炮二十八门、战防炮十四门、迫击炮五十二门、六十毫米口径火炮一百八十三门，火箭筒四十三具，冲锋枪二千四百八十二支，轻重机枪九百八十六挺，以及各式长短枪支共七千三百余支。
我军虽缴获了大量枪炮，但弹药所得寥寥。显而易见，在74师官兵面临四面楚歌的绝境时，他们依然英勇奋战至最后一息。他们的子弹，尽数留在了解放军战士的胸膛。直至弹尽粮绝，他们才成为了我们的俘虏。74师官兵的抵抗意志之坚定、反动气焰之嚣张，令人咋舌。
最终，俘虏数量的疑团困扰着粟裕。经过一番计算，他发现数字无论如何都无法吻合。整编74师的人员编制约有3.2万，然而俘虏的人数却寥寥无几，这种反差让人心生疑窦。与此同时，华野情报处长汇报称，通过技术侦察手段，他们在山谷中捕捉到了微弱的电报信号。这些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粟裕的高度警觉。
正当此时，作战科长手持向中央军委递送的捷报电文，恳请粟裕将军签署。但粟裕轻轻挥手，说道：“时机尚未成熟。”话音刚落，他随即下达了一系列指令：
“各部队需重新上报战果，确保歼敌和俘虏人数的精确无误。各部队应持续进行搜查，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较为隐蔽的山沟地区要尤为细致地进行搜查。未经命令，不得擅自停止行动。”
粟裕解释：
“兵法中虽言‘穷寇莫追’，意在比喻，即狗急时会跳墙，稍有不慎，可能反遭咬伤。然而，我们推崇的是彻底歼灭敌人的战斗策略，坚决要追击那些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论敌人疯狂反抗，还是试图逃跑，我们都必须将其彻底击败。通过对比各部队上报的歼敌人数与原定编制的七十四人，我发现尚缺7000人。7000人并非小数目，若处理不当，恐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遵照粟裕的指令，先前撤离的各纵队再次集结轻装部队，重返山巅，展开细致的搜查。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600高地与孟良崮主峰的一处低洼地带，发现了成群结队的敌人正静静地潜伏其中。
7000人的部队集结一处，静谧无声，一动不动。此景显露了极高的军事素养，亦彰显了张灵甫平日治军之严谨，以及74师官兵立场之坚定与顽固。
获悉这一消息，粟裕深感意外。若让这7000人成功突围，孟良崮之战便不能算作完胜，众多烈士的牺牲亦将付之东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
我军历来高度重视对老兵的保留。在解放战争阶段，诸多实力雄厚的部队中，都设有“红军连”。这些连队成员均系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坚强战士。在部队中，他们肩负着“传帮带”的重任，向新兵传授作战技艺，培育他们的革命精神，堪称队伍中的中流砥柱。除非面临生死攸关的关头，否则绝不应动用“红军连”。
美制74师，被誉为国民党之精锐之师。自抗战初期，该师的官兵便历经无数惨烈战役，锻造出了赫赫战功，实至名归的百战之师。加之配备美制先进武器和接受美式训练，74师最终蜕变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雄师。因此，74师内汇聚了众多经验丰富的老兵。若非粟裕行事不够周密，74师7000名官兵本可侥幸逃脱。如此一来，这些残余兵力足以令74师迅速重振旗鼓，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亦将功败垂成。
事实上，74师虽历经两次重建，却最终沦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二流，甚至三流部队。缺乏老战士的传承，仅仅恢复编制毫无意义，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由此引发的问题则是：74师的士兵们究竟应如何处置？
古时，对待敌方的高级战俘，常以杀戮为终结。诸如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士兵四十万，致使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官渡之战落幕之后，曹操对袁军俘虏进行屠杀，共七万余人。而参合陂之战之后，拓跋珪同样对后燕精锐部队进行大规模坑杀，损失数万人。
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政府明确表态：“唯老粤贼不赦”。换言之，对于太平军中的广西籍士兵，绝不容许宽恕。这是因为广西兵是太平军的中流砥柱，一旦广西老兵的势力崩溃，太平天国的命运亦将随之终结。
一是不得攻击，二是不得辱骂，三是不得搜查私囊；对于受伤者，予以治疗；自愿加入红军的，则予以接纳；若不愿加入红军，则提供路费让其离去。
然而，74师的情况显得尤为独特。作为国军中的王牌部队，74师享受着最为优渥的待遇，但同时，它也深受反动思想的侵蚀。蒋介石在74师的官兵中部署了众多政工人员和特务。
连队内设有专职指导员、宣传队员、负责监视士兵的特务组织以及督战队等职能部门。74师士兵遵循着一套学习制度，那些粗通文化的战士人手一本日记本。他们养成了持之以恒记录日记的习惯，即便在被俘的情况下，这一习惯也未曾间断。
“胜败乃军事常态，难道你们在涟水之战中未曾败于我们之手？”
“战火纷飞，内战不断，你方灭我，我方灭你。尽管74师已遭重创，但国民党仍拥有数百万之众，拥有美国提供的飞机与重炮，共产党若欲消灭国民党，实难一蹴而就。”
说服74师士兵投奔我军实属不易。然而，若将俘虏遣返，他们无疑将迅速重返国军，这无疑将对我军构成严重威胁。经过深思熟虑，陈毅毅然决然，决定“违反常规”：74师的俘虏，一个也不得释放。
陈毅在华野干部会上发言。
“若蒋介石缺乏干部与士兵，其反动性将如何体现？我们耗费巨大精力捕获的俘虏，为何轻易予以释放？”
在会议中，陈毅对某纵队未经批准擅自释放了一名被俘团长及其副团长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
“这位团级干部体魄强健，意志坚定，行事嚣张至极。一日纵容敌人，将累及子孙后代。你或许担忧眼前的疲劳与麻烦，但真正的疲惫与困扰，正悄悄地在后方等待着你的到来。”
陈毅目光长远，深谋远虑。一方面，坚持不释放74师俘虏，防止他们回归国民党阵营，此举无疑将削弱蒋介石的势力；另一方面，若能成功改造并融入这批俘虏，我军的战斗力必将迈上新的高度。
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以来，我军屡获胜利，然战损亦不容忽视。为确保军队兵力的持续补充，必须从多渠道招募新兵。其中，解放区翻身农民成为重要来源之一。然而，若青壮年大量参军，恐将影响生产，不利于我军的建设与发展。鉴于此，经教育改造后回归的我军原国民党士兵，亦成为了补充兵员的关键来源。
如何将狂妄自大、立场反动的74师士兵转变为我军的拥护者，这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坦白讲，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转化工程。战事结束后，这些俘虏被移交至后方，接受审查和集中培训，随后被分配至各个部队，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波折与曲折。
首先，我们需进行严格的甄别与审查，务必将普通士兵与军官、特务、政工人员明确区分。经过一番审查，我军却惊讶地发现，俘虏群体中呈现出“三少四多”的奇特格局。
国民党军队中，军政工人员、谍报人员与主官人数寥寥，而书记、文书以及军需、司务长则较为众多，军医与看护人员同样不少，士兵的数量更是庞大。显而易见，这其中必然掺杂了虚报人数的成分。因此，俘管处的工作首要步骤，便是对俘虏进行严格的甄别与审查。
俘管部门的干部将审查过程比作“去粗取精”。他们首先甄别出校官、政工人员、谍报员以及特务，同时亦对士兵进行筛选，分别进行管理。士兵们被迅速补充至部队，而军官则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
审查程序伊始，便组建了一支校官访问小组。俘管处组织科精心挑选了十位74师已知的校官，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首个访问小组。该小组由74师师部的人事科长、新闻室主任、一位副团长、一位师部副官主任、两位谍报组长以及一位参谋处长等骨干成员组成。
这些军官均已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审查的初始环节，便是向他们阐明政策：先觉醒总比晚觉醒为佳，尽早立功便能早日获得宽大的处理。面对个人生死攸关的利益，国民党军官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宽恕的机会。
“各位，我对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既然对方已经给予了宽容，若你们再不坦诚相告，我将不再保持客气。请各位不要误解，以为我在背叛朋友，实则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大家的关心。”
俘管处干部庄重地宣布：自即日起，凡主动坦白者，将不再追究其责任；而对于那些执意隐瞒者，此举表明其与共产党为敌，我们将重新审视宽大政策的适用。言毕，访问组成员逐一在人群中指认，俘管处干部随即核实身份并予以记录。面对这番场面，俘虏们深知无处可逃，纷纷举起手来坦白自己的罪行。
军官的问题相对简单，然而74师中的特务情况就复杂得多。他们负责监督74师内的官兵，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备受憎恨。在被俘后，他们害怕遭受惩罚，因此想尽办法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面对这一状况，俘管处采取了“以特制特”的策略。这种方法是利用已经被解放的国民党军谍报人员，让他们在俘虏中现身说法，宣讲政策，从而缓解部分俘虏的担忧。当俘虏们得知即使暴露身份也不会有生命危险之后，他们纷纷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特务身份。
借助这一系列措施，华野俘管处已大致掌握了俘虏的个人信息，成功将士兵与军官区分开来。此举为今后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74师官兵被俘之际，他们虽在肉体上屈服，但内心深处却未曾向命运低头。正如古语所云：“杀身易，夺心难。”与身体上的改造相较，心灵的重塑更显艰巨。
“你们真是太天真了，竟然还在食用这些不明物。” “自内战爆发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苦难，但与你们相比，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对优越。回想过去的日子，那真是美好的时光啊！”
其次，74师的官兵对我军持有“土八路”的看法，对我军颇显轻视。他们坚信我军在孟良崮取得的胜利不过是侥幸得手。他们常常如此言道：“关云长即便英勇无比，也有失荆州之时。我们这次，也是因为疏忽大意而失手。”
74师的官兵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们华野的战斗力实在不行。”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沦为战俘，是因为统帅无能，将全师置于绝境，无法充分发挥美式装备的战斗力，英雄无用武之地。解放军的战斗方式不拘一格，常常在夜幕低垂时悄然而至（我军于黄昏时分发起攻势），使得他们陷入了混乱，若是在白昼摆开阵势交战，对方必然败北。
在抗日战争岁月里，我们与日军交手多场，最终将其击败。同时，我们也与美军、英军并肩作战，他们的实力也不过如此。至于你们所谓的“土八路”，又算得了什么？
确实，74师官兵所言不无道理。尽管我军在战略层面颇具优势，但在战术层面却存在明显不足。这一现象在基层部队中尤为突出，愈向下层，问题愈发严重。
“华野在过去一年中伤亡达七万人，这一数字既彰显了我们士兵的英勇无畏，也暴露了我们战术运用上的笨拙与滞后。若非如此，伤亡本有减少的可能。时至今日，我们仍旧沿用北伐时期的战斗模式，即人海战术，实施波浪式集体冲锋的策略。”
74师被俘师长、旅长亦称：
“解放军在军风纪方面尚有不足，装备略显杂乱无章，甚至口令的执行也偶有失误，有时不禁让人忍俊不禁。”
“你们的指挥采用的是肉弹战术，依赖集团冲锋的策略。勇猛固然值得赞赏，然而，这种做法往往导致人员的大量牺牲。”
他们甚至不屑一顾地反问：“你们这样的部队是如何赢得胜利的？”面对这样的质疑，我军只能回应：“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还是将你们俘获了。”
为了改变这些“根深蒂固”士兵的内心，华野的政治工作人员可谓是费尽心思。
首先，我军向这些俘虏展示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的民主作风。一旦74师的官兵融入我军行列，他们便会发现，在战斗中，营、连长总是身先士卒，勇于冲锋，军官们无畏生死，始终站在最前线。相较之下，国军中的军官在战斗时，往往不知身在何方。
在国民党军队中，军官们沉迷于奢华生活，而我军干部与战士同吃同穿同住，毫无分别。令新入伍的战士尤为震撼的是，班长们在宿营时亲自为战士们烧洗脚水、铺设稻草，行军路上更是主动承担起为战士们背包的重任；连部更是将条件较好的住房优先分配给新战士。这种优良作风迅速感染了新战士们，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在人民解放军中努力奋斗，为祖国的繁荣贡献力量。
继而，我方政工人员多次组织74师俘虏参加座谈会。其间，更不乏与俘虏们就“谁才是战斗力之最”这一议题展开的热烈辩论。
在辩论的高潮阶段，华野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吴宪坦诚地表示，74师的确具备卓越的战术理念，并承认其无疑是国民党军中最为强大的部队。若对此予以否认，不仅会让俘虏们心生怀疑，亦显露出我军的不智之举。
“若谓第74师实力不济，我军击败他们自然不足为奇。然而，正因敌方自诩为全球无敌之师，却反败于我华野之手，这才充分彰显了我军之强大与指挥艺术之卓越！试问世间，谁人可与之匹敌？”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原74师的官兵们心悦诚服。他们纷纷感慨：“尽管解放军的装备相对简陋，火力不足，但士气却异常高昂，指挥艺术更是出类拔萃。再加上人民的大力支持，得民心者昌盛，失民心者衰亡，这可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
最终，为了对74师被俘官兵进行教育、争取和改造，我军实施了立功激励措施。我们倡导全员参与立功，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能获得相应的功勋。立功者的荣誉将被记录在案，伴随其调动，无论被分配至何地，新的单位都将了解其过往的功勋。尽管当时经费拮据、物资短缺，奖励主要以精神层面为主，如佩戴红布条等象征，但仍对部分立功者给予了有限的物质奖励。然而，战俘们对此高度重视，视其为共产党和解放军对他们信任的象征，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事迹。他们将其视为自我进步的标志，证明自己在改造后已经为人民和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许多人甚至在后续的战斗中再立新功，有的甚至被提拔为干部。
经过一个多月的系统培训，74师的全体官兵纷纷融入了部队的大家庭，光荣地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队伍中，不乏有着五六年乃至六七年抗战经验的资深老兵。他们将自己的战斗智慧倾囊相授，为华野的官兵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们还向我军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战斗力。
众多人士曾对74师深感惋惜，认为他们曾是那支为民族英勇抗敌的功勋之师。然而，在我眼中，我们无需为之惋惜。因为，74师的大多数官兵早已摒弃旧途，转投光明，成为了人民军队的坚强力量。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大义立下赫赫战功，而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又为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事业贡献了卓越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