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晓明：和平里“黑帮楼”岁月
杨敏，《中国新闻周刊》
目 录
改名换姓飘荡40天和平里5号楼在北苑少管所贺龙病逝平反
贺晓明：和平里黑帮楼岁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贺龙元帅、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以及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们均遭受打压，被迫离开住所，被遣送到北京和平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区域逐渐闻名遐迩，成为赫赫有名的“黑帮楼”。
1951年春，贺龙将军一家齐聚山城重庆。依次从左至右，他们是：薛明女士、贺晓明、贺捷生、贺黎明、贺龙将军本人以及贺鹏飞。
1967年一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一年级学生贺晓明，骑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前往城郊的万寿路“新六所”。这里，建国初期曾是中央领导人的办公与生活场所，虽未竣工，却已建成六座宅邸。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总理安排他们暂时居住于此。
陪同贺晓明一同前行的，还有就读于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兄长贺鹏飞，以及就读于景山中学的妹妹贺黎明。这个周末，全家人相聚一堂，氛围颇为融洽，安宁祥和。
临别之际，贺龙对三兄妹叮嘱道：“务必听从毛主席的教诲，在波涛汹涌的环境中磨练自己……”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却终究未能尽言。
“我并未过分忧虑，心中颇为平静。深知问心无愧，即使恶鬼夜哭，亦不足为惧。深信毛主席和周总理总有一天会给他一个公道。”
贺晓明家在北京北新桥
在北新桥附近的一座庭院里，67岁的贺晓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娓娓道来。她身着素雅的黑色装扮，举止简约，笑颜绽放时，眼角微弯，眼尾轻轻上挑，宛若当年的贺龙将军。
数日后的团聚之乐尚未消散，贺龙与薛明便被转移至西山一处幽静的院落，随即陷入了软禁之中。转瞬两年过去，至1969年6月9日的清晨七时，因糖尿病病情加剧，贺龙被紧急送往解放军301医院治疗。遗憾的是，当天下午，这位将军便与世长辞。
那看似普通无奇的周末，却成为了贺晓明三兄妹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相聚的珍贵时刻。
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贺晓明收到了总参服务局发出的搬家通知。兄妹们迅速搜集了纸箱，简略地整理了被褥、脸盆、毛巾以及衣物等日常用品。翌日破晓，一辆庞大的卡车满载着他们和家当，将他们从位于北京东交民巷8号的居所，运送至和平里五号楼的住所。
改名换姓
1966年岁末，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8号院变得不再安宁。此院在解放之前曾是奥地利的公使馆所在地，而后，罗荣桓、贺龙、陈毅等几位开国元勋及其家人曾在此安家居住。
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时常遭受国家体委内部造反派的不时侵扰。在12月26日，与其交情深厚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指示他暂时迁至“新六所”居住，“家中的事务，交由我来处理”。
不久之后，其行踪为造反派所悉。传闻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将结伴前来对他进行批斗，他遂决意亲自前往城里，直面造反派进行对峙。在前往城中的途中，他与薛明一同决定探访西花厅。周恩来遂令秘书临时铺设床榻，挽留他们暂居一宿。
1967年1月19日的下午四时，周恩来同志与李富春同志联袂会晤，正式与贺龙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周恩来向他透露：“我此行系受林副主席之托，他透露你在私下散播有关他历史问题的言论，指责你四处伸手，未能积极宣扬毛泽东思想，对于毛主席百年之后的情况，他感到颇为不安。”
贺龙多次欲发言，却屡次被周恩来打断。周恩来微笑着说：“毛主席已经关照过你了，我同样会保护你。我为你安排一个去处，先行休养，待秋风起时，我便来接你归队。”同时，他还向贺龙承诺，会妥善照料他的子女们。
凌晨四点刚过，贺龙及其夫人乘坐一辆吉普车，被送往位于西山的一处隐蔽院落，四周群山环抱，宁静祥和。此院落仅有一条通道可供出入，除贺龙、薛明及守护他们的警卫人员外，外界人士无法窥见其踪迹。
贺龙、薛明在西山被软禁。
此刻，位于东交民巷的他们之宅，已被红卫兵洗劫一空，墙上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无奈之下，贺晓明三兄妹搬入了位于东直门的廖承志宅邸。廖承志遵照周恩来之意，以撰写检查为借口，被安置于中南海内加以保护，其夫人经普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她的照顾无微不至，她劝我们不必离去，就在她家安顿下来，她告诉我们，这个院子他们是不敢擅自闯入的。”贺晓明如此回忆道。
然而，这并非长久之策。除却贺龙之困扰，贺鹏飞身为清华大学“八九派”的领袖，其存在无疑过于显眼。
为了避免给廖家带来牵连，兄妹三人经过商议，决定将年纪尚幼且体弱多病的贺黎明留在家中，而贺晓明与贺鹏飞兄妹则选择外出躲避风头。为确保安全，贺鹏飞更名为吴亮，贺晓明改姓李名列，贺黎明也改名为李红。
贺鹏飞机敏过人，指使贺晓明假扮成远方的革命者，向清华大学的激进派拨打电话，声称要批斗贺鹏飞，并询问他是否在学校。接电话的人回应称贺鹏飞尚未返校。贺晓明进而询问，贺鹏飞一旦回来，对方有何打算。对方直言，将对他实施逮捕。
兄妹俩知，学校不去了。
飘荡40天
1月23日，这对兄妹决定携手骑自行车前往天津。他们的容貌与父亲颇为相似，担心被造反派识出，于是商定白天先在红卫兵接待站暂作休息，待夜幕降临后再继续骑行。
骑行至疲乏时，便稍作歇息。他点燃一支烟，而我则选择在堤坡上小憩片刻。他关切地提醒我：“可别冻着了。”我笑着回应：“不会的。”随后，我轻声吟唱起那首《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兄妹情深，相处得十分融洽。贺晓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述说。
一周后抵达塘沽。
在塘沽，他们登上一艘驶往上海的货轮，以做些杂活换取食宿。贺晓明无所不能，无论是绘制航海图以标注船只的准确位置，还是依靠星月导航，亦或是轮机舱中加油作业，亦或是在厨房里协助厨师，或是刷洗油漆、敲打铁锈，他无不尝试。每当货轮停靠在塘沽，他们便悄然拨通廖家的电话，向妹妹贺黎明报以平安，同时询问父母的近况。
此刻，贺龙与子女们失去联系已久，遂恳请周恩来伸出援手，协助寻找。不久，周恩来得知了这一消息，随即指示贺黎明告知他们返回学校。
2月15日，历经40天的漫长漂泊，他们终于重返了北京。
他们的东交民巷居所如今已是残垣断壁。屋内家具悉数被移走，父母的遗物被总参服务局妥善保管，家中仅余下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收拾完毕后，他们各自重返校园。
贺黎明亦已迁出廖宅。鉴于造反派可能再次上门抄家，她不敢独居家中，遂只得暂居于友人处。
重返北大校园，贺晓明惊愕地发现，她的大字报已从宿舍楼、食堂蔓延至教学楼。宿舍门口的大字报更是对她发出了严正的交代罪行的要求，其上赫然打着她名字旁的大红叉。
贺龙的侄孙贺兴洲，自幼便在贺家度过，彼时，他正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在串联的过程中，他突然得知贺龙遭受了打击，于是急忙返回北京的家中。经过多方打听，他才得以与贺鹏飞等人取得联系。
贺鹏飞同样遭受了批斗，然而他的神态却显得异常镇定。“对于老爷子的事情，我们这几位心中都颇感坦然。”贺兴洲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表述。
在这年的“五一”假期，贺家兄妹以及贺兴洲一同回到了家中。家中已无家具，他们便将褥子铺于地面，以此安顿身躯，仅以简餐果腹。
此刻，校内各派造反势力之间的冲突愈发激化，然而他们却逐渐淡出了这场斗争，相聚时鲜少涉足政治话题，心中仅坚守着一个单纯的信念——父亲是毫无问题的。
然而，不久之后，这座空旷的居所亦无法再为他们提供庇护。他们被迫离开，接到了搬家的命令。
和平里5号楼
他们的新居，坐落于和平里第五号楼的一区，位于五层之五零一室。
此乃一套小三居室。其中一间朝北，既用作厨房又兼作储藏室。西南方向的两个房间，一个由贺晓明姐妹居住，另一个则由贺鹏飞与贺兴洲同住。即便在摆放了两张宽敞的大床与一张餐桌后，室内空间亦仅余下立足之地。为了“关照他们的生活”，贺家的厨师与八号院的传达室勤务员亦被调派过来，并安置在他们的对面房屋中居住。
贺龙、薛明及子女
贺晓明与其妹妹每月各自可从勤务员手中领取20元的生活津贴，而贺鹏飞由于吸烟，每月则能领得30元。这些津贴均由贺龙夫妇的工资中扣除。贺晓明时常将个人生活费积攒下来，用以购置烟草，以供其兄使用。
很快，贺鹏飞察觉到，派来的两名人员正在暗中观察他们。他指向窗外，向贺兴洲示意。“那两人正伏在窗沿上，注视着我们。”贺兴洲道。
彼时的和平里五号楼一区，贺家之外，被打倒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以及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亦同住于此。
吕正操的住所位于贺家楼之下。若两家孩子在街头偶遇，他们会默契地点头示意，但表面上却保持着淡淡的距离，以免被人误解为黑帮子女的勾结。然而，私下里，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吕正操的儿子吕彤羽被下放到农村后，家中只剩下年幼的妹妹吕彤岩。她胆子较小，不敢独自熬夜，而贺晓明也曾数次下楼陪伴她度过漫长的夜晚。
贺龙与贺鹏飞
在这群黑帮子女中，贺鹏飞，年方二十一，堪称长者。他承继了父亲的风范，性情率直，因而很快便在身边攒聚了一众好友。据贺晓明估算，在和平里度过的那两年，家中宾客络绎不绝，不下百人，其中多数是父母遭受打压的黑帮后裔。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里5号楼一区逐渐沦为远近皆知的“黑帮楼”。和平里派出所与居委会的干部们时不时地会进行突袭检查，他们咚咚咚地用力敲门，声称是来排查可疑分子，借此机会对那些陷入困境的黑帮成员进行警示与震慑。
某日深夜，贺鹏飞被警方请至派出所接受询问。此时，贺晓明及其姐妹们正焦急地在派出所门外守候。幸而事情并未严重。“这分明是找麻烦，趁机对你敲打一番，意在提醒，在中国，你们家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不幸之家。”贺晓明这样解释道。
罗瑞卿遭受打压之际，罗点点曾一度流离失所，频繁寄居在林枫家中。她回忆说，无论何时拜访，总能见到一双筷子与一碗热饭等候，其中她尤为偏爱那香浓的炸酱面。有一夜，警察突然袭击，正在梦乡中的她被林枫的女儿林京京猛然唤醒，随后被迅速藏匿于大衣橱之中。
刘源
刘少奇的子女当时居于木樨地，然而刘源却常至和平里游玩。他曾在文中追忆那段往事：“我们那群孩童时常相聚于此，以至于派出所和居委会对此产生了关注。他们无论日夜，总会突然进行‘突击检查’‘户口登记’。我们或是藏于箱后、橱柜之顶，或是攀窗跃至楼顶，小时候在军中习得的隐匿、攀爬、越野的技艺，此刻都派上了大用场，技艺也练至精妙绝伦。”
在北苑少管所
那一年暑假，贺鹏飞与贺兴洲携手，携带着贺黎明，再邀上几位好友，筹划着前往天津及周边地区畅游一番。恰巧贺晓明不久前才从天津归来，因此未能同行，他独自留在了和平里的家中。
游览天津之后，他们购置了前往上海的船票，计划继续开启上海之旅。然而，刚一登船，便遭遇了警察的注意。随之，他们被北京市公安局的军事管理人员带走，并被押送回北京，最终被关押于北苑青少年管教所。
北苑青少年管教所坐落于京城立水桥一隅。在文革风起云涌的年代，此处曾设立名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的机构。众多被打倒的老干部子女，以种种理由被拘禁于此，被迫与亲生父母划清界限，甚至要对他们进行揭发。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叶剑英、谭震林、李井泉等革命先辈的后代，均曾身陷囹圄，备受磨难。
贺鹏飞及其同伙涉嫌企图通过大连非法偷渡至朝鲜，此嫌疑主要依据他们随身携带的游泳裤。贺兴洲的档案中因此被记录了“投敌叛国”的嫌疑，这一指控严重影响了他的未来职业生涯及日常生活。
数月以来，贺晓明未能与兄弟姐妹们取得任何联系。直至寒冬降临，他才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消息。
我那时心中已有预兆，踏入屋内便感到一封信的等待。果不其然，地上静静躺着一封薄信。一经拆阅，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这封信是贺鹏飞委托看守人员悄无声息地带出，然后通过门缝巧妙地塞入的。
信中简略地描绘了他们在少管所的生活状况，并叮嘱她为秋冬季节准备衣物及生活必需品。具体的时间、路线乃至路线图均有详细说明，同时特别提醒她务必佩戴一条红围巾。
她与一位友人相约，一同骑行前往少管所。少管所门前，一条悠长的通道蜿蜒伸展，两旁绿树成荫。穿过此通道，她便瞧见了正在田间劳作的贺鹏飞与贺黎明。他们一见那鲜艳的红围巾，便纷纷逃逸，而我们二人则奋力往内骑行，却在途中被看守人员拦下。
在得到看守的许可后，贺晓明得以步入接待室，与贺鹏飞、贺黎明及贺兴洲三位人士会面。
不日，贺晓明再度接到贺鹏飞的来函，邀请她前往某家医院会面。在此期间，贺鹏飞因肝功能受损，被送至该医院接受治疗。
那天，她身患高热。贺鹏飞趁看守不备，从衣物与靴中抽出一扎又一扎的信件，她意识模糊地接过，将这些信件塞满了她背上的军用挎包。“真像是在执行地下任务。”她不禁感慨。
这些信件，系被监禁于少管所的囚犯秘密寄给亲朋好友的。写信者多数为笔者所熟知，诸如陆定一之子陆德、廖汉生之子廖晓礼以及薄一波之子薄熙成等人。信封上早已工整地标注了详尽的收件人信息。
为减少招致瞩目，她在投递信件时，每次仅敢将三五封投入邮筒。至于那些从靴中取出的信件，更是显得格外机密，她生怕无法通过邮政的严格审查，因此，她选择在夜幕低垂时，一封封亲自将信件送到收信人的府上。
1969年的新春伊始，贺兴洲、贺鹏飞及贺黎明三人相继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重返和平里那熟悉的家门。
父母亲至今音讯全无。然而，或许正因如此，这无消息反而成了好消息的预兆。
贺龙病逝
1969年6月9日的午后，贺晓明独身一人站在北大篮球场的边缘，观摩着场上的运动。她早已习以为常，对于被人排斥在外的孤寂，早已见怪不怪。
恰在此时，北大军宣队的数位成员前来拜访，告知她有两名军人前来，旨在与她进行一番交谈。她瞥见那两位军人，心中不禁一紧。乘车途中，其中一位军人向她透露，你父亲病情严重，我们特地接你前去探望。
车辆径直驶入解放军301医院，将她，如同被五雷轰顶般震惊的女子，送至外科大楼的医生办公室。哥哥贺鹏飞，面色凝重，早已端坐其中。
中央专案组中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负责贺龙案件的处置，向他介绍了抢救与治疗的相关情况。贺鹏飞接过香烟，连续抽吸，神色保持冷静，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见到自己的母亲薛明。
于301医院那间昏暗的储藏室内，他们终于得以与母亲相见。她安坐于床板上，眼神略显迷茫。虽已入夏，她却依旧身着毛衣，头戴一顶黄色的帽子，帽子下原本乌黑的发丝已尽数染上了霜白。言语间也显得有些吃力，她只是机械地反复道：“我很好，很好……”趁着专案人员未曾留意，她悄声对贺晓明说道：“我需要衬衣和衬裤，已经没有可替换的了。”
踏上探望遗体的路途，她紧握着贺晓明的手，不断鼓励她要坚强一些。
步入14病室的17号床位，他们与贺龙相见。白被单自鼻尖垂至，将那两绺标志性的黑须遮挡，仅露出一抹额头与灰白的发丝。
这乃薛明初次目睹贺龙遗容的时刻。她曾陪伴他在西山度过那段囚禁生涯的最后两年，然而，当病情恶化，他被紧急送往医院之际，专案组的人员却禁止她一同前往。
不久后，薛明被送往位于贵阳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贺鹏飞毕业后被分配至甘肃武都的汽车修配厂，成为一名工人。贺兴洲则前往山西，投身于煤矿的劳动之中。贺晓明被分配至贵州雷山县教育局工作，尽管与母亲相隔不远，然而两人却彼此不知对方的行踪。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我心中怀有对母亲的深切希望。毕竟，我知道我的母亲还健在。”贺晓明眼中泪光闪烁，“此外，那个时期我对林彪充满了憎恨，暗自发誓，若他不能置我于死地，我便要与他周旋到底，看谁最终会先倒下。这些简单的信念，让我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
贺黎明的最小妹妹奔赴陕北志丹县参加农村插队。她在临行前，向我发来了一封电报，我于是立刻从山西返回家中。我将家中无论有用与否的物品悉数打包，装满了两个巨大的木箱。贺兴洲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语气依旧平静。他亲自将贺黎明送至志丹县。这两个箱子，一个重约三十公斤，另一个则达到五十公斤，他先将它们托运至西安火车站，随后又亲自扛到汽车站，再将其运往志丹县。
身为黑帮之女，贺黎明在插队期间曾遭受殴打，腰间至今仍留有难以磨灭的伤痕。那段岁月，她宁愿深埋心底，不愿对人提及。
随着人群的散去，和平里五号楼的住宅亦随之被收回，他们自此告别了这片土地。
平反
在1971年的九月十三日，两年光阴之后，林彪的座机不幸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坠毁，伴随着飞机的损毁，林彪本人亦不幸遇难。
1974年9月29日，党中央发布了第2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恢复贺龙同志名誉的通知》。
“我未能保护好他！”在贺龙的遗像前，他深深地鞠了七次躬，表达了对逝去战友的深切哀悼与无尽追忆。
然而，对于中央发布的平反通知，薛明持有保留态度。通知中提到：“中央当时认为，厘清贺龙同志的问题亦属必要。”在阐述其去世原因时，却仅草草地以“因病逝世”一笔带过。薛明指出，这番言论实则是在为林彪等人洗脱罪责，而后者则掩盖了贺龙同志因遭受迫害而离世的事实。
在那个四人帮仍掌握权力的年代，能达到这样的成果已属不易，主席与总理可谓竭尽全力。然而，我母亲却坚决拒绝接受这份文件，她坚持要为父亲实现彻底的平反。贺晓明在回忆往事时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述说。
‘你所言与事实不符，难道你竟不知他患有糖尿病、钙质缺乏、屡次感冒，甚至多次摔跤？而你作为医务人员，竟将药品收走，未尽到应有的职责！’”
1979年3月2日，薛明向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及军委秘书长耿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她恳请于贺龙同志83岁华诞之际，能够发表其所撰写的回忆文章《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此外，她还希望中央对1974年提交的关于贺龙同志平反的报告进行重新审阅。
3月29日，《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均刊登了对薛明的缅怀之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特成立了一个由总政治部保卫部负责牵头，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旨在对贺龙在遭受迫害直至生命终结过程中的医疗状况进行深入调查。
经过三个月的深入调查，中央保健委员会召集了专业团队对贺龙的治疗历程进行了细致的评估，最终得出结论：正是由于医疗过程中的限制、延误以及不当的治疗措施，贺龙的糖尿病病情加剧，进而引发了多种并发症，最终导致其不幸离世。
“1969年6月8日，贺龙同志病情急剧恶化之际，林彪、江青等人不仅未采取应有的救治措施，反而采取了一系列加剧病情的恶劣手段，导致贺龙同志于同年6月9日含冤离世。”同时，《决定》宣布取消1974年发布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2009年6月27日，遵照贺龙将军生前的遗愿，在中央的批准下，薛明携子女将他的骨灰迁往了其故乡湖南张家界贺龙公园，安放于斯。
2011年8月31日，薛明不幸离世。在贺晓明姐妹向中央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之后，他们终于将父母合葬于同一墓地。
一盏落地台灯、一张单人沙发，以及一张摆放着毛泽东著作的小边桌。每日，家人都会泡上一杯茶，置于桌上，仿佛父亲仍在身边，陪伴他们，给予他们无穷的力量。